6月18日,霍华德·马克斯发布了他最新一期备忘录《再论放弃经济法则》。
从经济规律、历史演变、现实政策等视角多维度分析了关税问题、贸易问题以及美国的债务、社保基金面临破产的境地等。
霍华德在备忘录中提到美国2024年商品贸易逆差达1.2万亿美元,但同时也存在2900亿美元的服务贸易顺差。
而特朗普试图通过征收关税来达成支持美国制造业、抑制进口、鼓励出口等复杂目标。
霍华德借用一位经济历史学家之口来表述:制造业占比下降,服务业占比上升,这是条经济发展规律。
正是美国经济的成功,使许多工人离开了制造业。
我们已无法回到1950年代,更不用说1910年代,无论是社会层面还是经济层面。
这些政策不可能导致美国的再工业化。
霍华德认为,让政府强制干预,这样的努力从未成功过。对苏联不起作用,对保护业主免受加州大火造成的经济影响也没有奏效。
更好的办法是政府允许市场自由运作,并解决由此带来的一些负责效应。
霍华德在文中还提到民选官员不愿得罪选民,而选择回避包括社保在内的诸多问题。
“向未来的美国人无限借款,以资助今天的美国人消费政府的商品和服务”,凸显出政府行为的代际不公。
霍华德自己从70岁时开始领取社会保障金,因为这是最晚申领年龄,现在每月领取4612美元。
美国社保采用现收现付制度,如今的问题是,相对于领取社保的退休人员数量,缴纳社保的人数量有所下降。
退休人员的寿命越来越长,但人们缴税的年限并未延长。因此,相对于支出,收入减少不足以支付福利。
差额通过动用基金来弥补。
而根据计算,社会保障信托基金将于2035年耗尽,面临破产。
最后,回到经济规律,霍华德表示,“自由市场经济不会产生完美的解决方案,但过度控制会适得其反”。
不可能有一种解决方案能让每个人都如愿以偿。
然而,综合考虑所有因素,经济规律会带来最佳解决方案
去年九月,我写过一篇题为《我们是否应该放弃经济法则?》的备忘录,在其中我将经济体描述为遵循某些基本法则自主运行的有机实体。
最著名的是供求法则:
一般来说,当价格下降,人们会购买更多商品;而价格上涨,人们会生产更多该商品。
另一个法则与激励有关:一般来说,人们会将资源(比如他们的劳动)分配到能获得最佳回报的活动中。
这些规律都很直接,不需要博士学位就能理解。
事实上,它们是人类天性的一部分。
但政府有时希望得到的结果,与自由运作的经济体所产生的结果不同。
为此,他们制定了旨在凌驾于经济学法则之上的法规。
有些政府甚至走得更远,创造完全由政府指令取代经济学法则的经济体。
还有其他吗?
哦,对,关税
以上是前言,引出我的主题:关税。
既然从4月2日“解放日”以来,我们已经有两个多月的时间来思考它们,我将尝试进行一次完整的讨论(同时也尽量保持客观和非政治化)。
首先,什么是关税?
根据韦氏词典,它是“政府对进口或在某些国家出口的商品征收的税目表”。
换句话说,它是一种税。
出口公司、出口国家或进口公司,可能会选择支付部分或全部的关税,但前提是他们愿意花钱维持自己在进口国的市场份额。
否则,关税将由终端消费者以涨价的形式支付。
美国为什么要提高关税?
特朗普总统支持关税的立场无疑源于他长期以来的信念,
即我们的商品贸易逆差(我们的进口超过出口的金额——2024年为1.2万亿美元)证明外国在敲我们的竹杠。
正如他所说,“我们在贸易上每天损失50亿美元。”
我将暂且搁置我的坚持——国际贸易本身并非诈骗——
这完全是公平交易,因为出口国得到了钱,而进口国得到了它想要的商品。
我也将忽略美国2024年在服务贸易方面2900亿美元的顺差——
服务是发达国家倾向于出售的东西,如金融、通信和信息服务,以及知识产权。
关税旨在实现什么?
在我4月9日的备忘录《无人知晓(再续)》中,我猜测特朗普总统颁布关税的目的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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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美国制造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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抑制进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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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励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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缩小或消除我们的贸易赤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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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回流使供应链更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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阻止针对美国的不公平贸易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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迫使其他国家坐到谈判桌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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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美国财政部创造收入
正如我也写到的,每一个目标本身都是可取的,也是关税应带来的东西。
本质上,提高进口商品的成本——这正是关税所做的——应该是朝着所有这些方向迈出的一步。
但是,经济学中的重要问题是还会产生哪些可能的影响?
关税阻碍了外国竞争,使国内制造商能够销售他们的产品,即使这些产品是劣质产品。
假设我们实现了上面列出的前两个目标,
这两个目标都是所谓的“保护主义”可预见的结果,因为关税保护国内产业免受国外侵蚀。
如果进口商品因关税而变得更昂贵——或者如果它们被贸易壁垒完全禁止——
国内制造商面临的进口竞争就会减少。
这对国内制造商及其工人是好事,但还会发生什么?
首先,价格可能会上涨;
已有报道称,国内制造商在进口商品价格上涨的背景下提高了价格。
其次,他们可能开始生产劣质商品,因为他们不必与进口商品竞争。
第三,由于不必担心来自外国低薪工人的竞争,
国内工人能够组建强大的工会并要求高工资,进一步增加了国内商品的成本。
因此,消费者支付的价格比进口不受限制时更高,而出口量实际上可能下降,因为国内生产商可能在全球范围内变得缺乏竞争力。
美国提高关税
是合理正确的吗?
1949年,首批大众汽车来到美国,那时候只有两辆。
它们是当年大约7500辆进口汽车中的一部分,仅占美国所有售出汽车的0.03%。
但根据白宫3月份发布的一份情况说明书,
2024年在美国售出的1600万辆汽车中,有一半是进口车,其中包括50万辆大众汽车(来源:usimportdata.com)。
为什么会这样?
外国制造商成功的原因有很多,包括质量、工程和营销,
但一个主要原因是,消费者得出结论,美国制造的汽车比外国车更贵,但并没有相应地更好。
我的第一辆车,一辆奥兹莫比尔弯刀,1965年售价3200美元,而一辆大众甲壳虫的价格仅为它的一半。
美国汽车工人的工资比德国或日本的更高,
再加上终身医疗保险等特殊福利,据说在2008年相当于每辆车增加1900美元的成本。
这代表着巨大的竞争负担。
美国制造的汽车销售一直很强劲,直到国际贸易的兴起将进口汽车带到美国,
必须指出的是,据说大众汽车成功打入美国市场得到了德国政府补贴的助力。
其结果是,美国国内厂商销售额减少,生产转移到海外。
这些可以避免吗?
除非美国工人愿意接受与其他国家持平的薪资水平。
否则,工作岗位向海外转移几乎是不可避免的。
4月10日,英国经济历史学家尼尔·弗格森(Niall Ferguson)在新关税出台后不久,做了一期精彩的播客。
他在其中说道:
从18世纪末到19世纪再到20世纪,每一个实现工业化的经济体,都会在某个阶段达到顶峰,
大约是在人均GDP达到4万美元时[按今天的美元计],之后制造业占就业的比例就会下降。
对于所有发达经济体来说,这种下降本质上是一样的,
因为人们不再在工厂工作,而是转向服务业工作,
这些工作体力要求较低,而教育要求更高。
所以,这种情况到处都发生了,不仅仅是在美国……
换句话说,国家的进步是一条从温饱到繁荣的曲线,
在这个过程中,国家从农业经济过渡到制造业经济,再到服务业经济。
美国经济的成功,使许多工人离开了制造业。
因此,今天我们的非农就业岗位中只有8%属于制造业,低于1950年约30%。
根据弗格森的研究,这可能与汽车行业本身,以及其他国家实施的不公平贸易做法没有太大关系。
而且,这可能并不是因为人们在制造业找不到工作:
根据美国劳工统计局的数据,目前美国制造业有大约40万个职位空缺,但没有人急着去填补这些空缺。
下面是尼尔·弗格森(Niall Ferguson)的更多观点:
我们无法回到1950年代,更不用说1910年代,无论是社会层面还是经济层面。
这些政策不可能导致美国的再工业化,
因为在美国从事制造业生产的成本,比在其他任何地方都要高昂得多……
我们在所谓的“解放日”之前,听到的论点是支持“定向关税”,即有选择地实施关税以实现特定目标。
这不同于对所有国家的所有商品征税。
政府不可能要求所有产品都在国内生产,而不承担任何后果。
事实上,鉴于美国比大多数其他国家更大、更富裕,我们从其他国家购买的东西多于他们从我们这里购买的东西,这难道不是无法避免的吗?
关税主要是在同等的外国商品更便宜或更好(或两者兼而有之)的情况下,促使国内生产商品。
政府可以通过设置壁垒,将外国商品拒之门外,或使其变得更加昂贵来实现这一目标。
这保护了国内产业和国内工人,但却牺牲了国内消费者(和全球福利)。
这是一种权衡取舍——自由市场需要这种权衡,
而那些试图强制要求经济结果的领导者,却宁愿忽视这种权衡。
还有其他
经济法则可以放弃吗?
我现在先不谈放弃经济学法则的话题,简单谈谈我们的民选官员忽视经济规律的意愿。我将讨论两个例子。
第一个与财政纪律有关。
简而言之,美国政府习惯性地支出大于收入,我认为这是我国正在发生的最糟糕的事情之一。
正如我在《无人知晓(再续)》中提到的,美国之所以能够这样做,
是因为迄今为止,全球市场实际上给予了它无限额度的信贷,且利率特别低。
其结果是,在过去45年中,美国有41年出现财政赤字,而在过去5年中,美国的财政赤字都超过了万亿美元。
如果你的姐夫有这种行为,你会说他不负责任。
美国两党政客都习惯于不顾赤字地花钱,而关于盈余和还债的部分却被遗忘。
以2024财年为例,在繁荣时期,美国的赤字约为1.8万亿美元,占国内生产总值的6.4%。
如果我们继续以超过GDP增长率的速度,每年借贷并增加国债,
在利率不变的情况下,利息支出将占预算的百分比越来越大,
利息支出占GDP的比例将复利增长,债务也是如此。
我们每年在利息上的支出已经超过国防支出,如果未来利率上升——无论是为了应对通胀还是美国信用度的恶化——以及到期的低利率债务不得不在更高利率环境下被替换,
利息支出将会进一步飙升,这种债务增速持续超越GDP增长的局面,还能持续多久?
没人能说具体时间,但可以合理假设我们最终会达到一个点,那时我们的信贷不再是无限的,我们的利率也不再如此之低。
正如沃伦·巴菲特在5月3日伯克希尔·哈撒韦年度股东大会上所说:
我们现在的财政赤字,在长时间维度上是不可持续的。
我们不知道这意味着两年还是20年,因为从来没有一个国家像美国这样。
但你知道,这种情况不可能永远持续下去……到了一定程度后就会变得无法控制。
要解决这个问题并不容易,正如巴菲特接着说的,因为我们已经养成了不良的支出习惯,而领导人也通过保持低税率来迎合选民。
解决办法只有两个:减少支出,或增加收入。
但是,没有人愿意被征收更高的税,也没有人愿意看到自己受益的项目被削减。
因为紧缩的方方面面都令人不快,所以,华盛顿很少有人真心实意地寻求解决方案。
特朗普总统曾试图通过埃隆·马斯克(Elon Musk)和他的政府效率部来减少“浪费、欺诈和滥用”,
但是预计可能节省的资金额,从2万亿美元下调到了1万亿美元,最后变成只有几千亿美元,在整个经济体中,这是一个相对微不足道的金额。
我们根本没有解决赤字问题。
我们没有实施有意义的减支或增税,支出不应超过收入的想法,完全被抛到了九霄云外。
乔治·威尔(George F. Will)5月28日在《华盛顿邮报》上发表文章,列举了进步主义的九大信条,
其中一条如下:“向未来的美国人无限借款,以资助今天的美国人消费政府的商品和服务”。
我认为,除了极少数真正的财政保守主义者之外,这绝对是指导华盛顿全局的思想。
社保资金也是如此。
我们的社会保障计划被设计为一个现收现付计划,而不是一个像养老基金那样产生福利支付的捐赠基金。
你缴纳的税款,用于支付给退休人员的福利,
同样地,你退休时的福利,将来自当时工作的人缴纳的税款。
过去,当工作人数相对于退休人数较多时,税收收入超过福利支出,盈余就会在社会保障信托基金中积累起来。
如今的问题是,相对于领取社保的退休人员数量,缴纳社保的工人数量有所下降。
此外,退休人员的寿命越来越长,但工人缴税的年限并未延长。
因此,相对于福利支出,税收收入减少,不足以支付福利。
差额通过动用信托基金来弥补。
信托基金将在哪一年耗尽?
这一年是2035年。
应对方法其实很多。其中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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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社会保障税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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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需缴纳社会保障税的收入额度(目前上限为176,100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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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退休年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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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少退休福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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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低生活成本调整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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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按收入渐退”的机制,随着退休人员收入的增加逐步取消福利
问题在于,以上所有措施都将极其不受选民欢迎。
据推测,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两党达成了一项共识:“不碰社会保障”。
因此,这个问题十多年来一直未得到处理。
如果你所在机构的高管对这样一个可预见的问题视而不见,他们会怎么样?
我们来谈谈个人情况。
我在70岁时开始领取社会保障金,这是最晚申领年龄,
我现在每月领取4612美元,这很荒谬:
我和其他富裕的婴儿潮一代根本不应该领取社保福利。
与财政债务问题一样,与社会保障相关的问题,也被留给我们的后代去处理。
这是一个严重的代际公平问题,值得关注但并未得到重视。
我们的民选官员可能认为现状可以永远维持下去,或者更有可能的是,他们指望在问题爆发时,自己已经下台。
但可以肯定的是,他们并没有正视现实。
华盛顿在财政赤字和社会保障风险这两个问题上的表现,让我想起了那个从20层楼上跳下的人的故事。
当他经过10楼时,他说:“到目前为止,一切都很好。”
让经济规律发挥作用
政府强制干预从未成功过
当经济规律发挥作用时,就会提供激励措施,鼓励创新、生产力和效率,创造繁荣,优化整体福利。
例如,全球化带来了“比较优势”的红利,
每个国家专注于自己最擅长、最具成本优势的产品,
因此,世界各地的消费者都能享受到质量和价格的最佳组合。
在此过程中,生产国的工人也可以获得尽可能高的劳动报酬。
让政府强制干预,这样的努力从未成功过。
对苏联不起作用,对保护业主免受加州野火造成的经济影响也没有凑效。
更好的办法是政府允许市场自由运作,并解决由此带来的一些负面效应。
例如,为失业工人提供收入支持和再培训,以及防止公司和国家采取不当的反竞争做法。
上述所有问题的底线是,自由市场经济不会产生完美的解决方案,但过度控制会适得其反。
不可能有一种解决方案能让每个人都如愿以偿。
然而,综合考虑所有因素,经济规律会带来最佳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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