居民如何“反内卷”？

1. 一问：哪些群体在“内卷”？近年来，居民“内卷”倾向凸显，表现为工作时间拉长令消费时间“腰斩”，同时导致服务消费偏弱。2009-2018年间，中国居民周均工作时间相对稳定；但2018年以来，主要经济体中，中国是为数不多出现劳动时间明显上升的国家，2023年升至48.3小时/周，平均每天工作时间较2018年多21分钟。相对应地，居民购买商品和服务的时间同期由80分钟/日下降至43分钟/日。在缺乏消费时间的情况下，商品消费可通过网购实现、受影响相对有限，但服务消费有严格的时空要求，依赖居民亲身体验与具体场景，更容易受到消费时间减少的挤压。

具体行业看，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的“内卷”现象更为明显，而地产基建、生活性服务业的工作时间有所减少。分行业看，2021年前生产性服务业就业人员周均工作时间不及45小时，但2021后该行业工作时间跳升3.7个小时至47.7小时；其中信息技术服务业就业人员的工作时间涨幅显著（9.5小时），金融（2.7小时）、科研（2.7小时）、租赁（2.6小时）等行业工作时间增加也超2.5个小时。与此同时，制造业就业人员的工作时间亦呈稳步抬升态势，2018-2023年增加0.7小时。制造业、生产性服务业虽然绝对工资高，但受工资增速回落的影响、居民消费能力下降，同时用工需求回落，工作时间拉长，也影响“稳就业”的效果。相比之下，地产基建、生活性服务业等相关行业就业人员工作时间则有减少，期间分别回落1.7、0.5个小时。

从就业主体看，“内卷”倾向最突出的是年轻人，过去5年周工作时间平均增加超4个小时。从不同年龄段看，25-34岁就业人员的周平均工作时长涨幅较为显著，由2018年每周平均工作46.7小时增至2023年每周工作50.8小时；45-54岁就业人员的周均工作时间也有明显增多，2018-2023年平均增加3.6个小时。对比之下，25岁以下、35-44岁就业人员的周工作时长变化不大，2018-2023年仅分别增加0.3、0.8个小时；55岁以上就业人员的工作时间更是有所减少，期间回落2.3个小时。

2. 二问：居民如何“反内卷”？针对居民“内卷”，当前政策已在鼓励“弹性”工作制，但增加居民消费时间更倾向“治标”层面。目前我国“反内卷”政策已聚焦居民，包括鼓励“带薪休假”、“弹性工作制”等。《促进消费专项行动方案》提出“探索设置中小学春秋假”，“五一”节前杭州等地方已实行。此背景下，“五一”假期社零增速（6.3%）出现近两年以来的首次上升。但相比日本（周工作时间32.6小时，法定休假天数29天；下同）、韩国（39小时、30天）等海外经济体，我国的工作时间持续偏长、法定休假天数较少，对服务消费形成“双重压制”的同时，“弹性”工作制等未从根源上解决工作时间长这一核心症结。

“内卷”的根源是就业在行业间分布不均，即制造业就业过多引发内卷，而服务业就业不足；关税可加速就业从制造业流入服务业，实现“再平衡”。近年内卷更明显的主要是外贸行业，大多也是关税2.0受冲击较为直接的行业。数据上表现为固定资产周转率下滑明显、小企业就业占比明显上升。同时，生活性服务业一直是承接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失业的主要载体，过去二十年劳动密集型就业占比下滑5个百分点左右，而生活性服务业就业占比提高7个百分点。后者恰恰也是近两年就业不足、工资增速更高、亟需招工的行业；灵活就业也是重要承接领域，且新型灵活就业工资（集中于6000-15000元区间）反而高于传统就业（集中于4000-10000元区间）。关税冲击下，外贸行业利润下行会引导就业从制造业向生活性服务业、灵活就业等行业加快流入。

目前，生活性服务业就业相对需求是额外不足的，短期来看有较大承接空间。过往服务业就业占比与受需求影响的增加值占比与变化较为一致；但2023年服务业增加值占比出现修复的背景下，就业人数占比较历史趋势却进一步回落至-3.8%，意味着我国服务就业存在超额缺口，结构上体感之外的文体娱、居民服务等行业就业占比显著偏低。反映在工资层面亦是生活性服务业工资涨幅明显超过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近两年制造业、生产性服务业工资分别上涨10.7%、12.4%，而生活性服务业工资却增加18.1%，进一步显示出生活性服务业就业存在短缺。

同时居民就业存在内生性的“自平衡”机制，也会使就业自发向生活性服务业流入。从就业流向看，过往就业向高工资行业集中，2015-2019年金融、信息技术服务业年均工资分别12.3、13.5万元，期间就业占比分别上行1.3、0.6pct。而2021年以后，高工资不再是影响就业流动的重要因素。就业更多向工作时长较短的行业流入，这些行业的时薪“被动”提高；譬如2021-2023年，卫生、居民服务业周工作时长分别减少1.5、3.6小时，时薪增加9.3、3.5元/小时；对应就业占比分别较2021年上行0.2pct、持平2021年。

3. 三问：“反内卷”的长期方向？居民需求呈现长期“服务化”趋势，亟待供给体系、包括就业与需求结构相适配。但目前服务业供给与需求存在明显缺口，因此后续要引导就业自制造业向服务业有序流入，不仅能解决就业“不均衡”问题，更会从根本上破解居民“内卷“难题。

全球经验显示，人均GDP在1-3万美元、城镇化率达到70%时，消费呈现“服务化”趋势，且正处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也在向服务转型。全球经验显示，人均GDP达到1万美元后，商品消费的弹性空间变小、服务消费的空间打开，通常服务占总消费比重每年提升约0.6%左右。墨西哥、阿根廷等处于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也是服务消费占比持续上行。在此阶段，城镇化程度也加快，而服务消费场景更多集中于城市，有助于进一步释放服务需求。且城镇化水平在70%-80%区间时，服务消费占总消费比重年均上行0.6个百分点。

未来中老年等消费服务的人口增速也快于总人口增速，而老龄化率每提升1pct，服务消费占比上行约1.3pct，有助于进一步释放服务需求。人口老龄化趋势加深，老年人更加侧重服务消费，如医疗、养老等，令老龄化程度和服务消费占比呈现明显的正相关关系。日本、韩国、西班牙等国经验显示老龄化率每提升1pct，服务消费占比约上行1.2pct。我国也恰是中老年群体的服务消费倾向较高，根据代际规律未来10年生活性服务业的主需求群体规模会小幅上行，年均增幅约0.3%，超过总人口增速变化。

与此同时，家庭小型化的人口结构变迁，进一步激发旅游、美容等享受型需求，令服务消费的增长动力更为强劲。目前我国家庭规模已降至2.8人/户，而省级层面数据显示，出生率与居民享受型消费在数据上呈现负相关关系，如上海、辽宁等地出生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而在旅游、美容美发等其他用品及服务消费占比却超过全国0.4、0.7个百分点。同时海外经验也显示，家庭小型化有助于服务消费需求进一步释放。数据上日本单身家庭占比由1980年的19.8%增加至2010年的28.4%，美国单身家庭占比由1980年的26.3%增加至2022年的35.8%。相应消费表现为日本单身家庭文化娱乐消费支出占比（11.8%）持续幅高于两人及以上家庭（9.9%），美国单身家庭个人护理消费支出占比（1.3%）高于全部家庭（1.2%）。

消费转型已具备短期化特征，如分省社零与GDP背离、新消费火热等，上述迹象或预示着居民消费偏好正趋宏观转型的关键阶段。近两年我国悦己消费、体验消费等新消费形势不断涌出，从中观层面体现出服务消费是一片“蓝海”；如演唱会、音乐节等票房大幅提升，2025年6月高达30.7亿元。同时，居民出行意愿持续向好，居民跨区出行现象比2019年更明显，数据上表现2024年北京、上海以“卖家所在地”统计的社零为负增长，分别是-2.7%、-3.1%；但以“消费者所在地”统计的居民消费支出增速却不低，分别是4.5%、0.4%，东、中西部间分化不大。

服务供给也在加速修复，生活性服务业投资走强，释放较多新增岗位，有助于承接后续制造业的就业流出。近年服务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保持韧性下，投资占GDP比重却呈现回落态势，2024年实际投资与增加值相匹配的潜在投资缺口或达1.5万亿。2024年下半年明显走低的生活性服务业投资，在2025年大幅改善，5月增速高达15.3%，接近2017年来最高水平。具体领域看，批发零售、居民服务、文体娱等行业年内投资增速分别上行22.7、12.2、8.6个百分点，住宿餐饮业投资增速保持在26.9%高位。部分行业在服务需求释放的带动下，用工需求增长，譬如2024年二季度旅游度假行业在文旅消费复苏的强劲推动下，旅居顾问、旅行摄影师等行业需求增长率高达26.8%；2025年Q2零售、生活服务、医疗健康等行业新增招聘岗位占比分别较前一季度上行1.6、1.1、0.6个百分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