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反内卷”政策加码，推动行业格局重塑。2024年下半年以来，我国宏观政策对“内卷式”竞争的关注度不断提高。2024年7月首次提出“强化行业自律，防止‘内卷式’恶性竞争”。2024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和2025年政府工作报告都提出“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2025年7月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六次会议进一步细化整治“内卷”的内涵，“治理企业低价无序竞争”、“提升产品品质”。此外，各部委、行业协会持续表态，相关配套措施也陆续出台。“内卷式”竞争是指经济主体为了维持市场地位或争夺有限市场，不断投入大量精力和资源，却没有带来整体收益增长的恶性竞争现象，往往会导致企业陷入“增收不增利”的困境。本轮“反内卷”政策的本质不在于抑制市场竞争，而是通过制度重构与激励机制重塑，推动经济从低效率的无序扩张转向可持续的高质量增长。

▶美国：从兼并重组到价值链分工，破解内卷困局。供给侧，一方面，美国政府积极引导企业兼并重组，逼迫落后产能退出市场。部分行业形成寡头竞争格局，避免了同质、激烈的竞争。另一方面，美国通过调整产业分工形式，将劳动密集型行业大量向海外转移，通过产能外迁，缓解高成本的问题。同时，美国政府实施一系列科创政策，引导产业转型升级，成功推动价值链重构，提高了企业的市场竞争力。需求侧，美国持续出台政策拉动内需，并拓展外需，以“内外双驱”的方式解决供需失衡，化解过剩产能。配套机制方面，优化企业退出与重振机制，通过完善的破产法律体系，以及高效的培训、资金支持等重振政策，助力盘活优质资源，重新投入市场。

▶日本：“抱团出海”与产业重构，解决内卷问题。1985年“广场协议”签订后，日元急速升值，出口遭受重创。伴随着泡沫经济破灭，日本国内经济增长陷入停滞，国内需求持续疲软。面对内外需求不足，日本几乎所有传统行业面临过剩和内卷。在此背景下，一方面，日本企业在政府政策支持下，加速“抱团出海”的进程，积极进行海外布局，以产业链外迁的模式破解内卷。另一方面，大多数行业经过反复的大规模合并，极大增加了市场集中度，减少了同行业之间激烈竞争。同时，各行业通过不断的技术进步，加快产业升级，推动产业重构。此外，很多企业主动进行业务转型摆脱同质化竞争，以及通过文化渗透，打造品牌建设，更好地满足市场的多元需求，通过差异化产品的竞争优势与品牌溢价，不断减小恶性竞争的压力。

▶欧洲：制度约束与限制进入，治理“内卷式”竞争。欧洲的反内卷首先体现为通过顶层设计，从源头设定竞争边界，避免企业陷入内卷循环。此外，欧洲通过碳中和的政策支持，提高行业进入标准，利用“绿色门槛”让依赖高能耗、低附加值的企业自动退出竞争。在消费方面，欧洲社会不断向“慢消费”文化转变，使得企业无需通过“内卷式降价”争夺市场，而是可以专注于产品差异化和提升长期价值。此外，欧洲注重“价值跃迁”的经济模式，构建“效率优先”的发展模式，避免低效竞争引发的内卷问题。在企业层面，欧洲企业通过跨界融合打造产品差异化，从而减少恶性竞争。

▶风险提示：政策落地效果不及预期；宏观经济需求不及预期；国内外经济政策不确定性。

01

“反内卷”政策加码，推动行业格局重塑

事件：2025年7月1日，中央财经委召开第六次会议，会议强调，“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要聚焦重点难点，依法依规治理企业低价无序竞争，引导企业提升产品品质，推动落后产能有序退出。”此外，求是网刊登《深刻认识和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提出“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要从强化行业自律做起”。

1.1.“反内卷”政策：从顶层设计到行业自律

2024年下半年以来，我国宏观政策对“内卷式”竞争的关注度不断提高。2024年7月，政治局会议首次提出，“要强化行业自律，防止“内卷式”恶性竞争。”同时指出要“强化市场优胜劣汰机制，畅通落后低效产能退出渠道”，明确整治“内卷式”恶性竞争的主要方向。2024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和2025年政府工作报告都提出“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表明宏观政策对反内卷的重视程度不断提高。2025年4月2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联合发布《关于完善价格机制改革的若干意见》，明确提出整治“内卷式”恶性竞争的具体措施。2025年7月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六次会议进一步细化了整治“内卷”的内涵，反内卷工作的目的在于“治理企业低价无序竞争”、“提升产品品质”，这表明当前内卷竞争对我国高质量发展目标的实现造成了较大阻碍，因此国家有较强的动机“自上而下”来推行反内卷政策。

随着国家政策提出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各部委、行业协会持续表态，相关配套措施陆续出台，不断加强行业自律。12家风电整机企业共同签署《中国风电行业维护市场公平竞争环境自律公约》，解决低价恶性竞争的问题；央行在一季度货币政策执行报告中表示“要从以前的管高价转向管低价，从支持规模扩张转向高质量发展，从防垄断转向防无序竞争”；工信部表示将引导光伏企业减少单纯扩大产能的光伏制造项目，加强技术创新、提高产品质量、降低生产成本；还表示将加大汽车行业“内卷式”竞争整治力度；水泥协会表示要优化产业结构调整，进一步推动水泥行业“反内卷”“稳增长”；国内头部光伏玻璃企业宣布自7月起集体减产30%。整体而言，我国正以“部委牵头为主、行业自律为辅”的方式，逐步治理行业“内卷式”恶性竞争。

1.2. “反内卷”的本质：从无序扩张到高质量增长的范式重构

“内卷式”竞争是指经济主体为了维持市场地位或争夺有限市场，不断投入大量精力和资源，却没有带来整体收益增长的恶性竞争现象。在现实中，“内卷式”竞争有不同的表现形式。从企业行为来看，主要表现为：1）低价竞争，在产品高度雷同的行业，企业依赖价格战获取市场份额，以超低价甚至低于成本价销售。2）同质化竞争，有的企业忽视对自身实力的考量，盲目跟风扩产，导致产业内重复建设严重，缺乏差异化竞争优势。3）宣传营销“逐底竞争”，市场竞争陷入只重宣传、不重品质的不良循环。从地方政府行为看，主要表现为：1）招引企业、培育产业，违规实施税费、补贴等不公平的优惠政策，导致无序竞争。2）不顾地方产业基础和资源禀赋情况，盲目上马新兴产业，造成行业内大量重复建设和产能过剩。3）保护本地市场、扶持本地企业，设置或明或暗的市场壁垒，破坏公平竞争秩序。

市场竞争有利于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可一旦竞争过头，演变成无序的“内卷”，就会扭曲市场机制、破坏市场公平，造成诸多负面影响。由图1可以看到，2022年10月到2025年5月以来，PPI持续同比负增长，工业品出厂价格持续下降。由图2，2025年第一季度全国工业产能利用率为74.1%，是2021年以来的次低值，整体接近2015年第一季度水平，产能利用率不足，反映出产能过剩在不断加剧。从微观层面来看，低价的恶性竞争行为将导致企业压缩必要生产成本、降低商品和服务质量，甚至带来安全隐患，最终将会损害消费者利益。从中观层面来看，各种无序竞争行为导致行业利润率大幅下降，破坏整个行业生态。从宏观层面来看，“内卷式”竞争使落后产能挤出先进产能，抑制社会创新活力，扭曲资源配置效率，导致市场淘汰机制失灵，造成社会资源的巨大浪费。

“反内卷”的本质不在于抑制市场竞争，而是通过制度重构与激励机制重塑，推动经济从低效率的无序扩张转向可持续的高质量增长。在“内卷式”竞争下，企业为争夺市场份额，争相非理性降价，加剧通胀下行压力。与此同时，当企业将“规模扩张”作为目标时，往往陷入“增收不增利”的困境，很容易导致“增产—商品价格下跌—企业利润减少—居民收入降低—消费支出减少—价格进一步下跌”的恶性循环，对宏观经济产生不利影响。本轮“反内卷”政策的核心逻辑就在于1）通过强化监管机制，推动地方政府招商引资规范化，完善市场准入与退出机制，纠偏资源错配，遏制企业为争夺存量市场的低效竞争。2）重塑企业增长动能，推动企业由“规模驱动”转向“效率驱动+创新驱动”，从根本上改善投资者对国家治理不断优化的预期，从而有利于投资升级，产业转型，保障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1.3. 中国形成“内卷式”竞争的深层原因

各级地方政府竞相实施的招商引资政策与产业培育扶持政策等手段，是导致中国多数行业“内卷式”竞争机制产生的关键原因。一方面，多数地方政府谋划和布局地区新产业时，不顾地区自身要素禀赋、产业基础等差异性特征，而是完全照搬国家层面布局的新型产业，诱发同质化竞争。另一方面，地方政府为了获取地区经济增长，依赖各类财政资金补贴为主的干预政策来培育和扶持地区内产业企业，本质上降低了企业的市场进入壁垒，降低了企业的投资风险，同时也延缓长期处于亏损状态企业的市场正常退出行为，从而造成中国部分行业同质化竞争格局不断蔓延。

发达国家主导的全球价值链的分工和贸易体系以及蕴含的利益分配机制，在一定程度上助推了中国“内卷式”竞争格局的形成。一方面，在中国全面实施对外资企业开放政策后，发达国家的外资企业利用长期积累的技术优势，迅速布局中国国内重点产业链供应链的龙头环节和关键配套环节，而多数处于创新研发劣势的中国本土企业则被动地集中在劳动密集型、市场进入门槛和技术壁垒较低的生产制造组装配套环节，从而极大加剧了中国本土企业之间的“内卷式”竞争。另一方面，发达国家为了确保自身在全球贸易中利益最大化，针对类似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国内产业链供应链所需的国外核心原材料、关键零部件均采取垄断价格效应策略以及强迫外包订单采购价格逐年压低策略，迫使中国本土出口企业长期被限制在依赖低成本竞争优势的发展轨道中，这也是造成中国本土企业同质化竞争格局形成和低价格竞争策略盛行的重要因素。

新兴行业涌现吸引大量投资进入相关产业，将带来过度投资的问题，由此出现供需结构性矛盾，是“内卷式”竞争形成的重要原因。与过去恶性竞争主要集中在钢铁、水泥、轻工产品等传统产业不同，当前一个突出现象是，光伏、锂电池、新能源汽车、电商平台等新兴行业也深陷其中。新兴行业的涌现会吸引大量投资进入，从而导致技术迭代更新过程中产能扩张速度超过需求释放速度。同时，随着技术和产业发展进入成熟期，市场逐渐饱和，而一段时间内企业在产品功能、生产工艺、服务模式等方面会趋于雷同，很难形成代际差异。在供给与需求出现结构性矛盾时，部分企业就会采取降低价格等方式进行竞争。

居民收入增长放缓，导致消费需求不足，是造成当前中国“内卷式”竞争现象加剧的重要因素。“内卷”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供需矛盾突出，供大于求。经过几十年发展，我国已成为世界第一制造业大国，具有全球最完整、规模最大的工业体系，形成了强大的生产能力。与强大的供给能力相比，当前我国国内有效需求不足问题突出，居民收入增长放缓，部分居民群体真实收入水平降低，财产性收入下降，导致居民消费能力和意愿不足，消费需求不振。宏观层面的供需失衡，集中表现为部分行业产能过剩，加剧企业在有限的存量市场中进行“内卷式”竞争。

1.4. 从产业生命周期角度看“内卷”形成机制

从产业演化路径来看，“内卷式”竞争是产业发展到成熟期乃至衰退期时的特定产物。产业生命周期变现出阶段性特征：在导入期，企业数量少，技术不成熟，产业利润微薄，竞争程度较弱。在成长期，随着大量厂商进入，生产技术日渐成熟和稳定，市场规模增大，产业利润迅速增长，内部竞争压力增大。当行业发展进入成熟期后，市场需求增速明显减缓，新增市场空间拓展极为有限。这一阶段的技术较成熟，技术创新边际收益递减，企业很难通过技术突破在产品功能、生产工艺、服务模式等方面形成代际差异，只能在边际改进中“内卷”。出于保市场份额的需要，部分企业会采取降低价格等方式进行竞争，行业整体利润空间由此进一步受到压缩，从而加剧了产业创新中内卷竞争局面的形成。进入产业衰退期后，市场规模萎缩，新产品和替代品大量出现，由于利润降低，企业纷纷退出或转型，创新活动出现停滞，由此加剧了产业的衰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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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从兼并重组到价值链重构，破解内卷困局

2.1. 通过兼并重组逼迫落后产能退出市场，促进产能出清

美国政府积极引导企业兼并重组，提高行业集中度，促进产能出清。纵观美国钢铁工业粗钢产量的整体发展历程，可以看到，当前美国钢铁工业已经度过粗钢产量峰值区，到达平稳运行阶段。在1973年，美国粗钢产量达到峰值（1.37亿吨），美国钢铁行业同样面临大规模产能过剩的问题。长期以来，在国家政策有力干预下，美国国内钢铁企业合并重组，不断逼迫落后产能或小规模产能退出市场。20世纪70年代，美国环保立法进入高峰，出台《清洁空气法案》《清洁水法案》等，钢铁企业环保压力日益加大，一些竞争力较弱的企业被迫关停或重组。进入21世纪后，伴随新一轮兼并重组热潮，美国钢铁行业逐步形成寡头竞争格局，各寡头企业在局部细分市场中占据高度集中的份额，集中度CR4由本世纪初的约35%提升至2024年的约78%，减小了同行业企业间同质、激烈的竞争，增强了钢铁市场的竞争能力，保证了钢铁在产量达峰后的平稳发展。

2.2. 产能外包，通过“价值链重构”破局内卷

美国调整产业分工形式，将劳动密集型行业大量向海外转移，通过价值链重构破局内卷。20世纪70年代，美国制造业发展的不利因素显著增多。一方面，1973年爆发的石油危机导致国际油价短时间内大幅上涨，直接推高美国工业制造业的生产成本。另一方面，70年代后美国整体处于人力成本快速提升的过程中。在成本大幅上升的背景下，美国开启产业升级的“去工业化”阶段，通过产能外包，开始将劳动力密集型的中低端制造业向海外转移，将能耗高的产业转移到海外环保立法不健全的国家或地区，同时在国内发展以信息技术为主的高新技术产业，加速“价值链重构”。政策层面，1994年美墨加签署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正式生效，加速了产能外迁，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国内成本过高的问题。

2.3.积极推动科技创新，引导产业升级

美国政府通过实施一系列科创政策，大力扶持新兴产业的发展，引导产业转型升级，成功推动价值链重构。回顾美国制造业高端化历程，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为其顺利实现转型升级提供了重要动力，持续的科研投入和技术革新是提高企业市场竞争力的关键之举。从产业政策来看，美国政府重视强化中小企业创新研究。20世纪80年代美国政府实施政策，不断促进科研成果转化为经济效益，如1980年《拜杜法案》推动联邦政府技术转移和成果转化、1982年启动“小型企业创新研究计划”推动小微企业的创新研究。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美国政府政策调整将科技创新提高到国家战略层面，如1993年《国家合作研究与生产法》强化了政府、产业和大学之间的研发资助合作关系。从金融政策来看，美国政府支持大力发展直接融资。20世纪后半叶美国不断完善科技企业融资制度，如1975年《公平信贷机会法》、1980年《小企业经济政策法》等，为中小微企业提供多种融资渠道。这都在推动制造业高端化上发挥了重要作用。

2.4.需求侧管理：“内外双驱”化解过剩产能

在需求端，美国持续出台政策拉动内需，并拓展外需。对内，美国采取各类政策调控总需求，刺激消费和投资。例如，在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美国推出《美国复苏与再投资法案》（ARRA），包括2370亿美元的个人税收减免和510亿美元的企业税收优惠。在个人税收减免方面，包括提高工薪税扣除标准、首次购房税收抵免、购车税收扣除等。财政支出方面，增加公共投资、卫生保健和教育支出，对低收入工人、失业者和退休者实行救助计划，包括提高“食品券计划”（FSP）的援助金额。

对外，美国通过战略性出口化解过剩产能。二战结束后，军工需求锐减，美国面临严峻的产能过剩问题。1947年美国提出“马歇尔计划”，在帮助西欧国家恢复经济的同时，也为本国的过剩产能找到了出路。欧洲人将大多数来自于马歇尔计划的援助资金用于输入美国生产的商品。截至1951年中，在提供的共130亿美元援助资金中，有34亿美元用于输入原料和半制成品、32亿美元用于购买粮食、饲料以及肥料等、19亿美元用于进口机器、车辆和重型设备等重工业品，16亿美元用于输入燃料。这一举措直接拉动了美国的出口需求，解决了产能过剩的问题。

2.5. 优化企业退出与重振机制

在美国，对于竞争失败者设有合理的退出与重振机制。1）美国的破产法律体系较为完善，破产清算程序相对高效，能够在较短时间内完成资产处置。美国《破产法》第十一章规定的企业重组程序，使其在法院监督和债权人参与下调整债务结构、优化经营策略，避免清算解散，实现企业复兴，维护市场稳定和就业。高效的破产重组机制，一方面，有利于建立优胜劣汰的市场机制，落后产能会自动被市场淘汰，从而实现市场迅速出清；另一方面，濒临破产的公司可以尽快盘活优质资源，重新投入市场。2）美国有高效的重振机制。美国政府和社会机构为创新创业失败者提供全方位的培训、专业的咨询、充足的资金支持等帮助。例如，美国小企业管理局（SBA）为失败的创业者提供创业辅导、贷款担保等服务，帮助他们总结经验教训，重新启动创新创业项目。同时，美国的一些非营利组织也会为创业者提供培训和资源对接服务，促进创业者的成长和发展。

03

日本：“抱团出海”与产业重构，解决内卷问题

3.1. 企业通过“抱团出海”破解内卷问题

面对内需市场不足、对外贸易摩擦不断的背景，日本企业加速“抱团出海”的进程，积极进行海外布局。1985年“广场协议”签订后，日元急速升值，日本贸易出口遭受重创；同时由于泡沫经济的崩溃导致日本国内经济增长陷入停滞，国内需求持续疲软，跨国经营成为日本企业生存和发展的新航道。日本政府通过税收饶让抵免、亏损准备金制度、JBIC低息贷款等组合拳，降低企业出海风险。如丰田汽车的出海策略是通过对爱信精机、捷太格特等上游零部件供应商，以及丰田通商等下游贸易服务公司进行交叉持股，与上下游紧密合作、相互绑定，由此形成产业链出海集群。由图16可以看到，从1982年开始日本国民总收入（GNI）与GDP之间差值不断增大。由图11，截至2024年，日本国际净投资头寸已达到533.05万亿日元，相较1996年增长4倍以上，占当年日本GDP的87.5%。反映出海外收入相对GDP的规模占比不断提升，通过不断对外转移产能，缓解内卷压力。

日企“出海”产业梯次：从大企业向中小企业。早期“出海”过程中大型企业是日本海外投资的主力军，丰田、日立、三菱等传统大企业长期以来一直是日本企业开拓海外市场的先锋。凭借技术积累和资金实力雄厚，建设海外子公司，加速海外本土化扩张的步伐，大举进军北美和欧洲市场，开创了日本企业“出海”的先河。近期日本的海外投资中，中小企业依托政策支持跟随大企业出海，成为新的增长点。如2012年度日本实施“ODA支援中小企业海外发展”项目，获批的“出海”中小企业可得到每项最高3000万日元的ODA资金支持。

3.2. 通过大规模合并与产业升级推动产业重构

从1990年到2018年，日本几乎所有行业都发生了大规模的同行业合并，推动产业组织重构。1992年伴随着泡沫经济的破灭，日本几乎所有传统行业都面临过剩和内卷，如造船、钢铁、银行、保险、海运业等。在1992年之后，这些传统行业经过反复合并，往往形成了2-3家行业巨头，从而减少同行业之间不必要的内卷和激烈竞争。如日本钢铁行业的合并，关闭了一些落后的高炉和相似产品的雷同生产线，同时增加了对铁矿石等原材料供应商的交涉能力，以及对下游客户的交涉能力，最终形成了以日本制铁和JFE公司两大钢铁集团为主的行业格局。这样的大规模重组一方面有利于减少日本国内的过度竞争和互相压价，保证了企业的一定利润空间，另一方面也通过内部规模经济获得与外国同行竞争时的成本优势。

同时，各行业通过不断的技术进步，加快产业升级，推动产业重构。如日本钢铁行业，在1990年代初日本房地产泡沫破灭，建筑用钢需求大幅下降的情况下，日本钢铁企业通过技术升级，专注于生产高强度、耐腐蚀的特种钢材，不断向高端品种转型。例如日本制铁探索电炉炼钢，并尝试引入氢气还原技术，在减少碳排放的同时，提升产品性能，满足电动汽车等新兴领域的用钢需求。目前，日本特殊钢产量已占到本国钢铁生产总量的1/4以上，以汽车用钢、电工钢、优质结构钢为主，成为全球最为先进的特殊钢生产国家之一。从全球特种钢专利申请人来看，1990—2011年在世界专利主要申请机构的前20位中,有13家机构属于日本，奠定了日本在特种钢领域的霸主地位。

随着产业重构，很多行业市场集中度显著提升，减弱了同行业“内卷式”竞争的压力。日本汽车市场前五大品牌集中度极高，销售份额保持在81%左右。其中丰田始终占据最大的市场份额，并在2023年达到最高点33.02%，在日本市场的领导地位进一步巩固。日本电信行业在经过多次合并后，市场高度集中，很大程度上降低了竞争烈度。前三大电信运营商分别为NTT、KDDI、软银公司，以手机的订户数量来看，这三家电信运营商几乎承担了全部市场份额，市场占有率极高。日本钢铁行业，2024年日本制铁和JFE公司两大钢铁集团产量合计占据日本国内钢铁产量的80%，寡头垄断格局显著。

3.3. 企业进行业务转型，摆脱同质化竞争

为了应对企业之间争夺有限的市场份额，同质化竞争显著的问题，许多日本企业主动进行业务转型摆脱内卷。如日本造船业，部分综合型造船企业调整经营发展策略，退出造船业务，集中资源重点发展船舶相关业务。三井E&S在退出造船业务后，将围绕绿色化和数字化转型，加大设备和研发投入，进一步做大船用发动机和港口起重机等核心业务，拓展新能源领域相关产品、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等新业务。日立造船剥离造船业务，正式更名为“Canadevia”，专注于“脱碳”、“资源循环”和“城市安全与繁荣发展”等业务。同时，日本政府组织成立“实现船舶工业转型发展研究小组”，编制了《实现船舶工业转型发展的报告》，提出日本造船业2030年发展目标和路线，以加快推动本国造船业转型发展。通过自身的业务转型，不断由传统的内卷行业剥离出来，也是企业脱离同质化竞争，创造自身竞争优势的关键法宝。

3.4. 部分企业通过品牌建设打造差异化竞争优势

部分企业通过文化渗透，打造品牌建设，可以更好地满足市场的多元需求，减小恶性竞争的压力。如在第二次石油危机爆发之后，个人消费市场处于严重低潮的状态下，MUJI通过“无印良品”概念重构全球消费认知，以“无品牌”理念渗透全球生活方式市场，在世界范围内掀起一股以简约自然的风格及理性消费观念为特色的品牌设计风潮。坚持产品本质，不断满足消费者对产品的相关需求，使越来越多的人感受“无印良品”。资生堂整合全球资源，通过本地化研发的方式，充分考虑区域消费者护肤需求差异的同时，在全球层面实现品牌溢价。

04

欧洲：制度约束与限制进入，治理“内卷式”竞争

4.1. 通过制度刚性约束，避免竞争失序

欧洲的反内卷首先体现为通过立法和政策工具，从源头设定竞争边界，避免企业陷入内卷循环。如欧盟在《里斯本条约》第107-109条规定，未经欧委会批准，不得进行国家补贴。欧盟建立独特的国家补贴监管及评估制度，欧委会负责对现存和拟议的补贴进行审查、调查和裁定，其目的在于保证各成员国企业公平竞争，严格监管政府补贴，防止成员国运用公共资源扭曲企业之间的竞争和欧盟内各成员国之间的贸易。在竞争执法方面，欧盟加大执法力度来增强竞争法的威慑力。如2017年6月，欧委会开出针对单一企业的此前史上最大罚单, 宣布对谷歌处以24.2亿欧元的罚款, 认定谷歌滥用其在搜索引擎领域的市场支配地位偏袒自家比较购物服务, 故意打压竞争对手。执法措施严厉，对市场形成了有效威慑。

4.2.提高行业进入标准，减少外部竞争者

欧洲是全球碳中和的领跑者，通过碳中和的政策支持，提高行业进入标准，加速完成低碳转型，获取国际竞争优势。《欧洲绿色协议》要求2050年实现碳中和，并将碳排放纳入企业竞争力评价体系。例如，欧盟执行的《碳边境调节机制》（CBAM）对钢铁、水泥等进口产品征收碳关税，倒逼企业从“拼成本”转向“拼低碳技术”，尽管欧盟称颁布该政策的目的在于解决欧盟面临的碳泄漏问题，但实质上是实施贸易保护的有效手段。德国《可再生能源法》中明确，到2030年，德国可再生能源发电占比目标将提高到80%，推动化工、汽车等行业布局绿电供应链。这种“绿色门槛”让依赖高能耗、低附加值的企业自动退出竞争，存活下来的企业则通过技术创新获得溢价空间，避免了同质化产能的堆积。

欧盟新能源招标新规设置贸易壁垒，限制外国企业。2025年5月23日，欧盟委员会发布《净零工业法案》下的四项次级立法和一份官方通报，提出新能源项目招标时，引入非价格标准。这意味着欧盟将部分可再生能源项目招标从传统的“唯价格论”转向对“综合价值”的多维度考量。除了项目本身的经济性，投标方的环境、社会和治理（ESG）表现、供应链的韧性与安全、数据主权保障、技术创新能力乃至对生物多样性的贡献，都将被纳入评估范畴，成为决定项目中标与否的关键因素。新规中的非价格标准，特别是涉及供应链来源地限制、数据本地化以及特定可持续性要求等条款，为外国企业的欧洲市场之路设置了新的“隐性壁垒”。即使价格具有竞争力，无法满足非价格标准的企业也将在欧盟市场处于不利地位甚至被排除在外，这将更有利于已在这些领域投入的欧盟本土企业。

4.3.欧洲通过缩短工时和产业升级，解决低效竞争

欧洲国家通过制度性缩短工时和科技创新驱动，构建“效率优先”的高质量发展模式，避免低效竞争引发的内卷问题。与强调“加班文化”、高强度工作的东亚模式不同，欧洲许多国家实行较短的工作时间。例如，德国推行“每周35小时工作制”，法国也长期推行每周四天工作制的试点项目，北欧国家普遍实行弹性工时制度，允许员工根据任务自主安排工作时间。这些缩短工时的举措不仅提高了劳动者的生活质量，打破依靠加班延长工作时间的模式，同时也鼓励企业提高生产效率，促进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产业政策方面，欧洲国家注重科技创新和产业升级，而不是依赖低成本劳动力进行规模扩张。德国的“工业4.0”、荷兰的农业科技、瑞典的清洁能源技术等，均展示了欧洲在高附加值产业上的突破。这种注重“价值跃迁”的经济模式使得社会更加注重效率和创造力，而不是陷入低效竞争的“内卷”泥潭。

4.4. 社会层面，通过制度化协商和向慢消费文化转变解决内卷

欧洲工会力量强大，但并非一味追求高福利，而是与企业形成“社会伙伴关系”，通过制度化协商实现劳资共赢。例如，北欧国家的“工资集体协商”机制通过形成政府、工会和雇主三方合作的架构，借助社会各方力量，减小分配差距，实现利益均衡的社会模式。这种协商机制将工资增幅与单位劳动产出挂钩，在规定一周最多工作时长的同时，也允许各企业签订更加灵活的工作时间，最大程度调动职工的积极性，实现更高的劳动生产率。同时，工会必须根据企业面临的竞争压力，提出有助于增加或维持就业率的工资方案，避免劳动力工资无序攀升导致企业恶性竞争。这种机制既保障了劳动者权益，又通过使企业绩效与工资增长同步提升，避免了企业因人力成本飙升陷入价格战。

社会文化方面，欧洲社会逐渐转变为“慢消费”文化，即人们更加看重产品的质量、环保属性和社会责任，而非单纯的价格低廉。PostNord发布的2025年春季北欧电商市场报告显示，可持续性已成为北欧电商消费的重要考量因素，80%的消费者在购物时会受到可持续性的影响，关注点集中在环保材料和公平工作条件。此外，可持续性行为还体现在二手交易市场持续扩张。2025年，在瑞典有38%的消费者曾售卖二手商品，36%的消费者曾购买二手商品，其中购买二手商品的主要动机33%源于更环保，11%源于更符合个人风格。尽管价格仍是驱动二手交易的主要因素，但可持续性和个性化风格对二手交易的影响力不断提升，反映出消费者偏好的转变，“少而精”的消费习惯降低了市场对低价快消品的依赖。这种消费文化的转变，让企业无需通过“内卷式降价”争夺市场，而是可以专注于产品差异化和提升长期价值。

4.5. 企业通过跨界融合，打造差异化竞争优势

欧洲企业擅长通过跨行业合作打造差异化，实现持续创新与竞争优势互补。例如，荷兰飞利浦经营照明业务起家，经过18次医疗技术收购，不断向医疗健康领域的技术供应商转型。其医疗业务整合了AI诊断、远程监护和个性化健康管理服务，通过不断的内部调整和跨界融合，成功完成数字化转型，从一个侧重设备和硬件的厂商，转化成一个在原有先进设备基础上，针对病人的关护全程和疾病周期来形成解决方案的企业。法国施耐德电气从电气设备制造商转型为“能源管理与数字化服务”平台，为工业客户提供碳足迹监测、能耗优化等增值服务。这种跨界融合并非简单的业务叠加，而是基于客户需求洞察与技术趋势预判的系统性创新，推动企业从“单一产品的供应商”转向“解决方案的提供者”，重构企业竞争优势，提升了客户粘性和利润空间。

05

风险提示

1、政策落地效果不及预期。内卷程度较高的行业要想彻底整治无序竞争，需要持续的政策发力，若后续政策力度及落地效果不达预期，可能会导致行业改善放缓。

2、宏观经济需求不及预期。科技制造产业和大众消费领域均受宏观经济景气度影响较大。

3、国内外经济政策不确定性。部分地区地缘冲突演化方向与烈度难以准确判断，突发事件或对市场造成冲击。

注：本文来自国泰海通证券发布的《“反内卷”的国际经验 | 国泰海通策略·专题研究》，报告分析师：方奕、黄维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