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是消费“领头羊”：人口周期改变消费模式

核心观点

我们利用2010-2022年CFPS数据计算了我国各年龄段的收入和消费支出，发现无论从总量来看还是从结构来看，未来人口周期的变化，会对消费走向产生一些意料之外的影响。我们的主要结论如下：

1、2010-2022年，我国居民消费的年龄结构大致呈现倒U型，在30-40岁达到一生的消费高峰期，随后回落。

2、两方面原因使得30-40岁成为一生的消费高峰：一是大宗消费支出大多发生在30-40岁，如结婚支出（30.2岁）、购房支出（33.3岁）、购车支出（30.5岁）。二是收入决定消费，我国居民在25-45岁达到一生的收入高峰，这时有更充裕的资金用于消费。美国居民收入和消费的高峰也出现在同一个年龄段（45-54岁）。

3、我国居民消费支出和消费倾向的年龄曲线形状完全相反，消费支出是倒U型，30-40岁最高、两头低；消费倾向则是U型，中间年龄消费倾向低、两头高。背后的原因是消费意愿和消费能力在人一生里是错位的。比如30-40岁人口虽然消费倾向较低，但更高的收入弥补了消费倾向的短板，因此他们有更高的消费支出；而老年人恰恰相反，尽管消费倾向高，但退休后的收入相比于工作时期大幅下降，因而消费支出也随之下降。

4、从总盘子来看，20-39岁人口的消费总量在我国居民消费里占比最高。2022年，我国20-39岁人口占总人口的26.7%，占总消费的29.1%，虽然不是人口最多的群体，但是是消费最多的群体。

5、从增速来看，20-39岁人口是过去几年消费减速的主要拖累。2010-2018年，20-39岁人口是消费增长的第一动能，贡献了30.3%的消费增长，超过其他年龄段；但2018-2022年，20-39岁人口反而成为消费增速下降的主要原因，贡献了44%左右的消费增速降幅。其中主要是20-30岁人口的消费下降引致，而这部分人口消费下降，又跟青年失业率的升高是一致的，即存在“就业→收入→青年消费→整体消费”的传导链条。

6、不同年龄人口的消费需求不同，据此将7种消费分为3类：

（1）第一类消费是衣着、交通通信、家庭设备和服务，这类消费的特点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消费支出大致呈现“倒U型”，在20-39岁达到一生的消费高点，随后下降。

（2）第二类消费是文教娱乐支出和居住支出，这类消费的特点是，经过高峰后，消费并非单调增减。文教娱乐支出呈现“双峰型”，在15-19岁、40-44岁达到两个消费高峰。其中15-19岁大致对应高中和大学早期，而40-44岁对应其父母年龄。居住支出在20-24岁上升、25-29岁达到顶点，这个阶段对应初入职场的年轻人，租房支出成为消费的重心。

（3）第三类是食品和医疗保健支出，这两类消费的特点是在人生的后半段消费支出较高。食品消费是典型的“两头高、中间低”，儿童和老人有最高的消费支出。医疗保健则大致呈“U型”，在成年之后，医疗保健支出大致随着年龄增长而节节攀升。

7、从“左移”到“右移”：收入和消费从“年轻化”到“中年化”。（1）过去几十年，我国居民收入“驼峰”明显左移，最高收入年龄从1980年代的55岁降至2012年前后的35岁，2022年前后降至25-29岁。受到收入“驼峰”左移的影响，消费“驼峰”也在左移，2010年时消费的高峰在40-50岁，2022年已经移动到25-29岁。由于这个左移过程主要在2020年前完成，2020年之前青年群体成为驱动消费增长的主力。

（2）此前左移的原因是什么？年轻世代有更高的受教育水平，并且有互联网等新兴产业机遇，与此同时，在快速迭代和转型的社会中，中老年人口所积累的传统工作经验带来的回报率在降低，导致年轻世代比年长世代有更高的收入。

（3）参考韩国经验，代际之间的教育差距越来越小，工作经验会越来越重要，未来我国最高收入的年龄会右移，收入右移将带动消费“驼峰”随之右移，40-54岁可能会成为消费支出最高的年龄段。

8、当人口高峰遇见消费高峰，2025-2035年消费总量的增速可能比2020-2025年更乐观。过去十多年，我国人口高峰和消费高峰的移动并不一致，少子化老龄化驱动人口高峰右移，但消费高峰却在左移，二者反向移动是不利于消费总量增长的，因为人口最多的年龄段，可能不是人均消费最高的年龄段。而下一个五年（2025-2030年）我国40-49岁人口比重将从13.8%提高到15.9%，如果消费高峰也右移到这一年龄段，人口高峰与消费高峰重叠，消费总量将更加乐观。2030-2035年也是同样的逻辑，未来十年（2025-2035）消费总量将有更多潜力空间。

9、除了总量变化之外，人口结构变化带来的消费结构变化也不容忽视：（1）老年人消费较多的食品、医疗等类别，可能在全社会消费结构里比重上升。

（2）部分消费品类在增量人口的窗口期可能表现更好，如2025-2030年，15-24岁和40-49岁两个年龄段人口比重会增加，而15-19岁和40-44岁是文教娱乐消费的两个高峰，因而文教娱乐消费可能会增加，特别是高中和大学阶段的教育支出，如教辅、职业培训等。

（3）适应青年消费到中老年消费的变化，未来10年消费的主体将从“40岁以下人口”变成“40岁以上人口”，但年龄变化、世代可能不变，消费的主体仍然是“70后”、“80后”和“90后”。

风险提示：（1）数据相对滞后，CFPS调查数据目前仅更新到2022年，但受到外部冲击影响，2022年是中国消费的次低谷（仅次于2020年），可能不能完全代表常态下的中国消费情况。（2）由于官方没有分年龄段的消费和收入数据，目前数据都是由CFPS调查数据，经由适当的计量模型计算得到，数据可以反映趋势变化，但在细节上可能有所误差，因此本文我们尽量聚焦趋势以减少误差，尽管如此，样本不能代表整体，仍然会存在一定的数据误差风险。（3）本文主要聚焦人口对消费的影响，但事实上，影响消费的因素很多，如果社会经济环境、宏观政策、国际环境等发生较大变化，部分推导结论可能产生偏差。

1. 不同人生阶段，中国人的消费模式有何不同？

1.1. 30-40岁是一生的消费高峰

哪个阶段人均消费支出最高？我们参考朱勤和魏涛远（2015）的论文《中国城乡居民年龄别消费模式量化与分析》的计算方法，利用2010-2022年CFPS数据（北京大学中国家庭追踪调查），计算了我国居民个体（有别于家庭）消费支出的特点。我们发现，2010-2022年我国居民消费的年龄结构大致呈现倒U型，在30-40岁达到一生的消费高峰期，随后回落。

两方面原因使得30-40岁成为一生的消费高峰：

一是大宗消费支出大多发生在30-40岁。比如结婚支出，中国人的初婚年龄在2020年已经达到28.67岁，2022年预计在30岁左右。婚礼支出高昂已成为年轻人“甜蜜的负担”，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于2023年7-9月开展的一项专项调查显示，结婚花费的平均值高达33.04万元，是2023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92万元）的8倍多[1]。再比如购房支出，按照贝壳研究院发布的《2021年新居住消费调查报告[2]》，我国新房和二手购房者平均年龄在33.3岁左右，而购房会带来装修、家电、家具等一系列大宗支出。再比如购车支出，B站联合央视市场研究发布《2025年哔哩哔哩汽车行业白皮书》显示，中国购车群体不断年轻化，实际拥有首台车的平均年龄已下探至30.5岁[3]。

二是收入决定消费，我国居民在25-45岁达到一生的收入高峰，这时有更充裕的资金用于消费。我们参考茅锐和徐建炜（2014）论文《人口转型、消费结构差异和产业发展》的方法，利用CFPS数据计算了居民分年龄段的收入。2010-2022年平均来看，收入的趋势也呈现倒U型，在25-45岁区间达到一生的收入高峰，随后回落。收入最高的人生阶段，往往也是消费最高的时候，中国和美国数据都有这个特点（图3和图4）。

1.2. 怎么看U型的消费倾向、倒U型的消费支出

消费支出跟消费倾向是两个不同的问题，经常被混淆。我国居民消费支出和消费倾向的年龄曲线形状完全不同，消费支出是倒U型，30-40岁最高、两头低；消费倾向则是U型，中间低、两头高。

背后的原因是消费意愿和消费能力在人一生里是错位的。比如30-40岁人口虽然消费倾向较低，但更高的收入弥补了消费倾向的短板，因此他们有更高的消费支出；而老年人恰恰相反，尽管消费倾向高，但退休后的收入相比于工作时期大幅下降，因而消费支出也随之下降。

美国数据也有这个特点，消费支出最高的年龄是45-54岁（图4），但消费倾向最高的年龄是25岁以下和65岁以上（图6），原因也是消费意愿和消费能力的错位。

2. 过去几年，谁拖累了消费增长？

2.1. 从总盘子来看，哪个年龄段是消费的主体？

20-39岁人口的消费总量在我国居民消费里占比最高。按照20年一个阶段，我们观察各年龄段人口数量和消费，发现以下特点：第一，人口多并不意味着消费多。2022年40-59岁是人口最多的年龄段，占全国人口的31%，但消费比重并非最高。

第二，年轻人消费倾向高、收入高，因此消费总量也是最多的，但未来几年会发生变化。2022年消费最多的年龄段是20-39岁，占总消费的29.1%。拉长时间来看，2010-2022年，尽管20-39岁人口比重下降了6.6个点、消费比重下降5个点，但消费规模仍然高于其他年龄段。不过随着年轻人口的减少，2022年后预计40-59岁逐渐成为消费主体。

第三，老年人口增长很快，但消费增长没有跟上人口的增长。60岁以上的老年人比重从2010年的13.3%提高到19.9%，提高了6.6个点，但消费比重只提高了5.9个点至18.6%。之所以老年消费增长跟不上人口增长，是因为收入和平均消费没有跟上。

2.2. 从增速来看，哪个年龄段拖累了消费增长？

从各年龄段的消费增速来看，20-39岁降幅最大。2010-2018年，消费平均增速高达12.0%，但2020年后降至6.1%，下降了5.9个点。分年龄段来看，主要是20-39岁人口消费增速降幅最大，下降了6.5个点。

从对消费的拉动来看，20-39岁人口对消费增长的贡献从30.3%下降至19.1%。2010-2018年，20-39岁人口拉动了3.7个点的消费增长（贡献30.3%的消费增长），而2018-2022年，仅拉动1.1个点的增长，对消费增长的贡献下降至19.1%。具体来看，20-29岁人口对消费增长的贡献从13.8%降至0.8%，30-39岁人口的贡献反而在上升，可见刚毕业的年轻人是消费增速下降的主要拖累。这与我国青年失业率的变动是一致的，2022年16-24岁人员失业率最高达到19.9%，而整体调查失业率最高是6.1%。

总结来看，2010-2018年，20-39岁人口是消费增长的第一动能，贡献了30.3%的消费增长，超过其他年龄段；但2018-2022年，20-39岁人口反而成为消费增速下降的主要原因，贡献了44%左右的消费增速降幅[1]。其中主要是20-30岁人口的消费下降引致，而这部分人口消费下降，又跟青年失业率的升高是一致的，即“就业→收入→青年消费→整体消费”。

另外，从消费倾向来看，20-39岁人口消费倾向降幅也是最大的。2010-2018年，我国居民消费倾向平均为84.9%，而2020年后降至63.6%。分年龄段来看，降幅最大的是20-39岁人群，平均降幅达到了46.1个点，其中越年轻的人群消费倾向降幅越大，尤其是20-24岁人群。消费倾向变动代表着更趋保守的消费行为。

3. 新人口周期如何影响消费趋势？

3.1. 不同年龄的消费结构是怎样的？

不同年龄阶段的人口，对不同产品和服务的需求是不一样的。我们利用CFPS数据来看各种消费品类随着年龄的变化，按照不同年龄的需求特点，可以将7种消费分为3类：

第一类消费是衣着、交通通信、家庭设备和服务，这类消费的特点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消费支出大致呈现“倒U型”，在20-39岁达到一生的消费高点，随后下降。对于这类消费而言，人口老龄化意味着消费总量的减少。

第二类消费是文教娱乐支出和居住支出，这类消费的特点是，经过高峰后，消费并非单调增减。文教娱乐支出呈现“双峰型”，在15-19岁、40-44岁达到两个消费高峰。其中15-19岁大致对应高中和大学早期，而40-44岁对应其父母年龄。居住支出在20-24岁上升、25-29岁达到顶点，这个阶段对应初入职场的年轻人，租房支出成为消费的重心。但是经过30-49岁的下降后，50岁后居住支出出现更多波动，可能是这个人生阶段住房自有率明显提高，自有住房折旧增加。

第三类是食品和医疗保健支出，这两类消费的特点是在人生的后半段消费支出较高。食品消费是典型的“两头高、中间低”，儿童和老人有最高的消费支出。医疗保健则大致呈“U型”，在成年之后，医疗保健支出大致随着年龄增长而节节攀升（80+除外，可能是由于收入下降或样本误差）。

另一方面，不同消费品类的年龄弹性不一样，食品和居住支出相对刚性，最低消费和最高消费年龄的差距并不大；而其他5种消费支出在不同年龄间的消费弹性更大，从大到小依次是：医疗保健>文化娱乐教育>交通通信>衣着>家庭设备和服务。

3.2. 消费“驼峰”右移，中年消费日益重要

2022年之前，收入“驼峰”左移带来了消费“驼峰”左移，其结果是年轻人的消费越来越重要。2023年，Fang & Qiu的论文[1]利用美国1986 – 2012年3月人口调查（CPS）和中国城市住户调查（UHS）数据的研究发现，这期间美国的最高收入年龄稳定在45-50岁，而中国的最高收入年龄从55岁降至35岁，最高收入年龄逐步左移。我们利用2010年后的CFPS数据发现，收入“驼峰”左移的现象仍在继续，并逐步移动到25-29岁附近。受到收入“驼峰”左移的影响，消费“驼峰”也在左移，2010年时消费的高峰在40-50岁，2022年已经移动到25-29岁。由于这个左移过程主要在2020年前完成，跟我们前面的结论大致相符，即2020年之前青年群体是驱动消费增长的主力。

未来不同年龄的收入和消费会如何变化？大概率会右移，会发生从青年消费到中年消费的重心转移。

首先，此前左移的原因是什么？年轻世代有更高的受教育水平，并且有互联网等新兴产业机遇，与此同时，在快速迭代和转型的社会中，中老年人口所积累的传统工作经验带来的回报率在降低，导致年轻世代比年长世代有更高的收入。Fang & Qiu的论文认为，最高收入年龄是左移（年轻化）还是右移（中老年化），取决于队列效应跟经验效应的相对强度。中国在改革开放后经历了高速经济增长和技术快速迭代，80后、90后等年轻队列比年长队列具有更高的受教育水平，同时向知识经济的产业升级（如互联网经济、高科技产业），意味着年轻人有更多新兴产业机遇，而中老年人此前积累的传统工作经验，则面临回报率下降的风险，这就是队列效应强于经验效应，最高收入年龄左移（年轻化）。

参考韩国经验，代际之间的教育差距越来越小，工作经验会越来越重要，未来我国最高收入的年龄会右移。从韩国经验来看，出生年份在1945-1965年的不同世代间队列效应非常明显，出生越晚的世代，收入越高。但是1965年后的世代，队列差距大幅缩小，这是因为代际之间的教育差距弥合，经济转型也趋于稳定。对于我国而言，大概率会重复韩国路径，即随着代际教育差距缩小、工作经验的回报上升，最高收入的年龄会向右移动。Fang & Qiu（2023）论文认为中国最高收入年龄将从2010年的30-35岁，右移到2035年的45-50岁。

收入右移，意味着消费“驼峰”也会随之右移，40-54岁可能会成为消费支出最高的年龄段。收入“驼峰”右移带来的直接影响是，消费重心也会向右偏移，可以预见到未来中国分年龄段的消费曲线，会跟前文图4美国的形状比较接近，40-54岁中年消费可能会取代青年消费成为消费的大盘。

3.3. 人口迭代下的两个消费趋势

3.3.1. 如果人口高峰和消费高峰重叠，未来十年消费总量会更加乐观

如果消费高峰右移和人口高峰右移的趋势匹配，2025-2035年消费总量的增速可能高于2020-2025年。2010-2022年消费高峰平均是30-39岁，如果2030年消费高峰右移到40-49岁、2035年右移到45-54岁，那么2025-2035年消费总量增速将要好于2020-2025年的表现。背后的逻辑是，过去十多年，我国人口高峰和消费高峰的移动并不一致，受老龄化影响，人口高峰右移，消费高峰却在左移，二者反向移动是不利于消费总量增长的，因为人口最多的年龄段，可能不是人均消费最高的年龄段。而下一个五年（2025-2030年）我国40-49岁人口比重将从13.8%提高到15.9%，如果消费高峰也右移到这一年龄段，人口高峰与消费高峰重叠，消费总量将更加乐观。2030-2035年也是同样的逻辑。

总量层面的另一个变化是消费倾向提高。我们假设各年龄段消费倾向固定不变，比如以2020年为固定基准（换成其他年份也一样），那么随着消费倾向更高的老年人口的增加，整体消费倾向将在2020-2025年从65%升高至70.3%，2030年达到76.1%，2035年达到81.6%。当然，前提是仅考虑人口因素，不考虑预防性储蓄、社会经济环境变化等其他因素的影响。

从国际比较来看，老龄化加深驱动消费率提升的逻辑在中日韩基本成立，即消费率也和人口抚养比正相关，按照全球的截面数据来看，二者也是正相关。

3.3.2. 人口结构变化带来的消费结构变化

除了总量变化之外，人口结构变化带来的消费结构变化也不容忽视。

一是老年人消费较多的食品、医疗等类别，可能在全社会消费结构里比重上升。消费结构八大类中，食品和医疗保健两类支出是老年人消费较多的，未来可能有较大增长空间。但要注意其他因素的影响，比如一般而言随着收入的增长，食品支出比重会下降（即恩格尔系数降低），这与老龄人口增加食品支出可能形成对冲。

二是部分消费品类在增量人口的窗口期可能表现更好。2025-2030年，15-24岁和40-49岁两个年龄段人口比重会增加，而15-19岁和40-44岁是文教娱乐消费的两个高峰，因而文教娱乐消费可能会增加，特别是高中和大学阶段的教育支出，如教辅、职业培训等。2030-2035年，20-29岁和45-54岁两个年龄段人口比重增加，而衣着、交通通信、家庭设备和服务、居住等4类消费的高峰年龄都是20-29岁附近。但要注意，由于其他年轻人口的减少，这4类消费整体未必会增长，只是20-29岁作为消费高峰，有较大增长空间。

三是适应青年消费到中老年消费的变化，消费的主体从“40岁以下人口”变成“40岁以上人口”。2010年时，40岁以上人口占消费的42.9%左右；2022年，提高到47.5%；2035年，随着人口高峰和消费高峰双双右移，预计40岁以上人口占消费的比重将达到60.2%。

尽管消费的主体从“40岁以下人口”变成“40岁以上人口”，但年龄变化、世代可能不变。2010年和2022年时消费的多数是40岁以下人口，分别是指1970年和1982年后出生人口，其中20-40岁年龄对应的是1970-1990年、1982-2002年出生，前一批是“70后”和“80后”，后一批主要是“80后”和“90后”。换句话说，2010-2022年消费主体的变化其实是“70后”交棒给“90后”。而2035年消费的多数是40岁以上人口，是指1995年之前的出生人口，40-60岁年龄对应的是1975-1995年出生，也是“70后”、“80后”和“90后”。因此，未来十年的消费结构可能更多取决于“70后”、“80后”和“90后”步入中年和老年的消费偏好，而非更年轻的“00后”和“10后”。

风险提示

（1）数据相对滞后，CFPS调查数据目前仅更新到2022年，但受到外部冲击影响，2022年是中国消费的次低谷（仅次于2020年），可能不能完全代表常态下的中国消费情况。（2）由于官方没有分年龄段的消费和收入数据，目前数据都是由CFPS调查数据，经由适当的计量模型计算得到，数据可以反映趋势变化，但在细节上可能有所误差，因此本文我们尽量聚焦趋势，减少误差，尽管如此，样本不能代表整体，仍然会存在一定的数据误差风险。（3）本文主要聚焦人口对消费的影响，但事实上，影响消费的因素很多，如果社会经济环境、宏观政策、国际环境等发生较大变化，部分推导结论可能产生偏差。

来自报告《谁是消费“领头羊”：人口周期改变消费模式》，分析师：芦哲 S0600524110003占烁 S0600524120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