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亚社会，较劲不如借力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刘知趣，作者：刘知趣，题图来自：《四重奏》截图

在东亚社会里，个体与社会的关系始终是一个复杂又深刻的话题。

正常的世界是非常强硬的，它会静静地排除掉异类。不够正经的人都会被处理掉。

2016年，日本作家村田沙耶香写的这本《人间便利店》（コンビニ人间）获得了当年的芥川奖，小说通过讲述大龄单身女青年古仓惠子的故事，记录了一个“非正常”东亚人生活的艰辛，也映射出了个体在社会群体关系中的压力与挣扎。

古仓惠子，一个36岁、未婚、没有恋爱史、没有正式职业（在日本，传统上认为“正式职业”是指教师、医生、公司职员等能够提供稳定收入、有明确职业晋升路径、且社会认可度较高的工作。）的女性，从大学开始就在一家便利店打工，一做就是18年。

这18年来，惠子迎来送往了很多店员，就连店长也换到了第八任。她的生活平静且单调，每天吃着便利店的便当，按照规则手册要求摆放货架，听着收银机发出的咔咔声，重复着那句“欢迎光临”，不谈恋爱、不结婚……

她不太能够理解人的情感和社会的常识，甚至在面对死亡和冲突时的反应也总是与众不同，即便这从未给他人制造过麻烦，却也被同事评价说是“活得不像个正常人”。

在日本社会，女性要么立足职场，有一份体面稳定的工作；要么回归家庭，为相夫教子做出贡献。但惠子却走向了第三条路，她既没有结婚的意愿，又因为人际关系和表达能力的障碍无法进入职场，所以选择在一成不变的便利店寻找安慰。因为只有在这里，她才能让自己看起来像个“正常人”，不需要面对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和情感交流，只需要照章行事。

只要模仿别人买咖啡、聊天气，就能成为便利店的标准配件。

但随着年龄的增长，这种“不正常”在社会中就愈发显得格格不入，身边的人都将她视为“异类”，这也让惠子倍感压力。

为此，她甚至将便利店里那个消极怠工、糟糕透顶的店员白羽以“利益交换”的方式，带回家“同居”假装男友，试图换取别人一些看待“正常人”的目光。

我一直在模仿着他们，只为努力扮演大众心目中的人。

在“做自己”和“成为合格零件”之间徘徊不定，惠子的挣扎也正像是东亚青年集体困境的缩影。

而当“内耗”“躺平”成为东亚社会经久不衰的热词，“如何才能活得不拧巴”就成了一个颇具现实意义的问题。

而我似乎在那些活得清醒的普通人身上，看到了更为普适的答案：认清自己的位置，放下无用的纠结，把力气花费在能改变的事情上。

认清自己的位置

关于要不要向生活“妥协”，之前看到过一个非常有趣的比喻：

以高考为例，如果你高考考了720分，为了进清华，所以选择服从调剂到冷门专业，这可以算作是妥协；但如果你高考只考了四百来分，这压根儿就谈不上什么妥协，因为你的实力远够不着清北的门槛，你要做的是接受命运的安排。

东亚社会的价值评判非常的单一，社会的文化氛围是并不承认人的多元价值，而是将人的价值等同于生产价值，也就是“利他性”。一个人一旦失去了利他的功能，社会评价就会降低，甚至会遭受到排挤。

就像卡夫卡的小说《变形记》中的主人公格里高尔，当他变成一只甲虫，失去了作为“人”的劳动价值后，家人和社会对格里高尔的态度，就跟着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从曾经的关心和依赖，变成了冷漠和厌烦。

因此，倘若我们能够尽早地意识到自己就是一颗螺丝钉，坚定地去选择自己想要的生活，比如实现向上择偶，一份编制内的工作，拿到超一线城市的户口定居……然后再针对这个目标去提升自己的“性能指标”，诸如学历、长相、年龄、收入……等等条件，这样精神内耗越少，或许越容易过上更好的生活，取得世俗意义上的成功。

反之，如果过度地纠结事物的本质、意义，在选项之间反复权衡，这样精神内耗反而更重，很容易错过所谓的社会时钟下赋予的一些红利。

在《被嫌弃的松子的一生》里，松子始终都活错了坐标：年轻时为了讨好父亲当老师，中年为了取悦渣男当脱衣舞女，老年又在垃圾堆里等待死亡……她总是在追求“被爱”，好像又从来没认真想过：“我的能力，够得着什么样的生活？”。

但是反观韩剧《未生》中的张克莱，最学历不高，外语能力全无、特长全无、技能全无，除了会围棋以外其他一无所长。但他到一家综合贸易公司当实习生的第一天就明白：“在别人眼里，我连当个螺丝钉都不合格。”

于是他白天背产品参数，晚上学外语，周末研究报表格式。两年，就成了部门最可靠的“多功能零件”。因为想在这里生存下去，就是要比其他人“更有用”。

说得更残酷一点，东亚社会就像是一台巨型的机器，会给每个人都打上标签：考不上985，系统默认你只能当“基础零件”；35岁未婚，会自动归类到“待维修零件”；存款没百万，抱歉，你的“性能评分”不足。

我觉得这也不是悲观，而是在提醒我们：与其对抗规则，不如先看清自己的“出厂配置”。就像《沧浪之水》里的池大为，当他放下“知识分子的清高”，开始按体制规则写论文、拜码头，反而解决了女儿上学的难题。

不要有错位的期待

停止内耗，是从不再有错位的期待开始。而减少内耗的关键，则在于区分“想要”和“能要”之间的不同。

在电影《立春》中，一个小城音乐老师王彩玲一生的悲剧，就是从一句台词开始：

我不甘心在这个小地方平庸到老！

她借钱托关系想调去北京歌剧院，结果被骗子卷走了所有的积蓄；拒绝嫁给老实人，结果被全镇嘲笑“老姑娘”；好不容易遇到一个soulmate，对方却是个同性恋……

这种痛苦就是来自于错位的期待：才华撑不起野心，又不愿接受普通人的生活。就像有人月入五千却焦虑“该不该买学区房”，二本毕业却纠结“进不了大厂是不是失败”。

对比起日剧《逃避虽可耻但有用》，女主角实栗就聪明的多。当她发现研究生毕业也找不到什么好工作，靠研究员工资太低，立刻就转行去做了家政妇；当雇主平匡提出“契约婚姻”（就是在外装作夫妻，在内依旧是雇佣关系），实栗立马掏出计算器说：“主妇劳动年薪值304万日元，麻烦签个合同。”

所以，人要务实地活着。在东亚文化中，人们往往被灌输了过高的期待，仿佛人人都能成为人中龙凤。这种不切实际的观念，也让很多人在现实的落差中感到受伤。

就像《东京女子图鉴》中的女主角绫，最初到东京时，怀揣着对奢华生活的幻想，一心想要跻身于上流社会。她不断地更换男友，试图通过婚姻实现阶层的跃迁，每一次社交聚会，都会刻意营造出一个完美的形象，精神内耗很严重，把自己折腾得疲惫不堪。

直到剧中的后期，绫才逐渐认清自己。开始与自己的平凡和解，放弃对那种虚幻生活的执着，转而专注于提升自己的专业能力时，内心反而获得了真正的平静。

找准自己的目标

韩国电影《寄生虫》里有个场景让我印象很深，就是穷人基宇一家躲豪宅桌下，偷听楼上富豪夫妇时，基宇突然说：“我要买下这栋房子。”父亲嘲讽他说：“醒醒吧，你连大学都考不上。”母亲紧接着又补了一句：“先想想明天怎么不被发现。”

但这一家人之所以能够在富豪家里寄生几个月，绝对不是单纯地靠幻想，而是有很明确的目标拆解：哥哥伪造文凭当家教；妹妹伪造身份当艺术治疗师；父母则是研究主人作息漏洞当司机和管家。

现实中，普通人实现目标从来都不是靠喝鸡汤，而是像写程序一样一步步的很具体。《东京女子图鉴》的女主绫，就是典型的目标派，从乡下女孩到银座精英，她的人生规划很清晰：

23～28岁：住三茶区，嫁暖男；30岁前：跳槽到Gucci，钓精英男；40岁前：找代孕生孩子。

虽然最后并没有完全如愿，但确实也是踩着每个台阶在往上爬。

目标明确的价值就在于可以减少迷茫，避免在无谓的纠结中浪费时间和精力。

就像在当下考公考研的群体中，相比起那些整天在网上问“学历是不是在贬值”“公务员还值不值得考”的人，单纯为了混一张文凭、进体制内躺平的考生，因为没什么精神内耗，反而更容易上岸。

韩剧《请回答 1988》中的善宇，从小就知道家里过得不宽裕，很早就立下了目标，要成为一名医生，改善家人的生活。就是因为目标足够明确，内心没什么杂念，所以即便外界有再多的诱惑和干扰，也压根儿影响不到他，就是心无旁骛地学习，最后考上医科大学。

但剧中的东龙就刚好相反，爱好广泛，整天游走在各式各样的社团活动中，看似忙碌充实，实则迷茫的不行。直到后面发现自己确实喜欢音乐，把音乐当成职业目标后，才算是真正找到了生活的方向和动力。

所以，首先得明确目标，然后对应着拆解。比如，你想要留在大城市，就得买一套五百万的房子，那么你打算多少岁前实现？拆解到每个月的话，月薪需要达到多少？目前能给到这个月薪对应的工作有哪些？岗位要求是什么？你距离岗位要求还差多少？

还有就是完成这个目标，对应要放弃的东西和付出的代价，你是不是愿意接受？月薪五万连续“996”“时保联”你愿不愿意？再比如，你人生的目标是进高校当老师，那就得去读个博士，当你苦哈哈地读博的时候，昔日的同学可能已经在大城市买下了几百万的房子，你能不能做到自洽，能不能清醒地知道，那不是你的目标，你有自己的目标要达成。

如果你做不到，只能说明你并没有那么想要罢了。因为一个人真正想要的东西，是一定会全力以赴地去争取的，而这个过程中，势必要付出相应的代价。你不能没有理想，就只是整天幻想。

事实上，在社会的各个领域，对人的量化都无处不在。找工作的时候，学历、年龄会被打分；申请博士的时候，过往的履历、科研成果会被打分；申请移民时，移民表格上同样也要根据年龄进行赋分。

但在这种社会结构和文化氛围下，对于90%以上的人又都是极其公平的。顺从规则，就更容易能获得世俗上的成功，反之则要承受相应的代价。

或许在东亚，较劲不如借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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