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阶段，美国关税政策引发全球贸易震荡。在这一背景下，国际贸易如何构建更具有韧性的多边合作？中国应该如何“化危为机”寻求破局之道？
在近日举办的2025清华五道口全球金融论坛上，围绕“新形势下的国际贸易与投资”主题，多位重磅嘉宾共同探讨全球经贸环境面临的挑战、变局与新机遇。
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院长田轩表示，当前我国经济可能面临的问题仍是内需不足。提振消费的底层逻辑是让居民有消费能力，还要让老百姓敢消费，这就需要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做好教育、医疗、养老、托育等工作，提高居民的消费意愿。
田轩建议，服务业、金融行业要逐步对外开放，当国外机构投资者进入中国市场后，可以大幅降低中国企业的融资成本，分散创新投资风险，同时提高公司的治理能力。需注意的是，步子不能迈得太急，要有序持续开放资本市场。
不确定性加剧
当前全球经贸环境正经历深刻变革，不确定性加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驻华首席代表马歇尔·米尔斯认为，现在的高关税使得公司处境更加艰难，对企业投资决策也有抑制作用。保护主义抬头会延缓经济活动，无法以更有效的方式配置市场资源，也减少了企业家的创新精神。
联合国贸发会议投资与企业司司长、联合国可持续证券交易所倡议主席李楠进一步强调，全球正处于“低增长、高债务、弱投资、贸易受到威胁”的状态，全球多边主义贸易失序、全球发展碎片化。
“从去年的数字来看，除了投资总额下降以外，项目融资下降得比较严重。”李楠透露，项目融资在推动基础设施领域新建项目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对培育全球经济增长动能具有重要意义。
值得注意的是，挑战往往与机遇并存。中国进出口银行原董事长、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胡晓炼认为，当前国际贸易投资体系的重构，反而为全球南方国家创造了新的发展空间。
在她看来，传统贸易投资决策主要考量人力、土地等基础要素成本，而当前决策要素已扩展至创新、制度环境、绿色标准等维度。近年来地缘政治和意识形态因素日益成为关键变量。制造业回流美国难度很大，因为在加工制造业、劳动密集型产业上，美国竞争力不够强大。政策的不确定性也对贸易、投资产生了极大影响。制造业还是要寻找成本更有利、关税更低的地方，这恰恰是全球南方国家、新兴市场国家的优势所在。它们有吸引更多贸易和投资在当地发展的机会。
打通国内大循环堵点
面对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中国如何“化危为机”？
“宏观经济可以减缓现在贸易冲突对经济带来的打击，用中国的古话来说就是‘因势利导’。”马歇尔·米尔斯指出。
在他看来，在目前关税存在不确定的情况下，中国应该继续加大财政支出，促进内需，并且增加整体社会保障支出，使中国经济达到再平衡。
在结构改革方面，马歇尔·米尔斯建议中国政府增加社保网络，同时减低不确定性，不过度依赖产业政策，这些都能促进中长期生产力增长。
“当前关税冲击，我国前几年提出的‘双循环’格局和战略非常具有前瞻性，特别是推进国内大循环对于应对当下不确定性显得尤为重要。”田轩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目前打通国内大循环堵点，可以从三个角度着手。
第一，进一步建设统一大市场。当前在各地人员流动，资本、数据等要素流动方面还存在一些壁垒，需要打破地方主义、本位主义等错误观念，实现全国一盘棋。
第二，要及时评估宏观政策的有效性，重点考察政策在畅通国内大循环、帮助企业发展新质生产力、提振内需方面的作用。若没有达到效果，建议今年三季度到四季度，视具体需求，可以进一步对政策加码，从而提振信心，给市场注入活力。
第三，继续支持民营经济的发展。民营经济对于畅通国内大循环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下一步，应更好地支持民营经济，解决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为民营企业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营商环境。
“在新的形势下，组织自身的强身健体、进化能力特别重要。”中兴通讯首席发展官崔丽从企业的角度指出，组织既要有“免疫力”，所谓“免疫力”最为代表性的就是合规，合规本质是对法律法规的理解和遵从；还要有韧性和弹性，供应链就是韧性的最好保障，同时要有增强链接外部资源的能力，拥有足够大的生态圈。
值得注意的是，世界货币体系也有望朝着更多元化的方向发展。胡晓炼认为，一是会有更多的货币加入国际货币行列。实际上新兴市场国家货币本币之间的清算现在越来越普遍，大宗商品的定价交易现在也出现了由其他货币参与的情况。二是对加密数字货币的重视，特别是服务跨境贸易、投资方面也有更多探索。三是国际货币基金的特别提款权（SDR）的功能会不会进一步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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