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澳大利亚葡萄酒管理局（Wine Australia）2月7日发布的最新出口报告，在截至2022年12月31日的一年中，澳大利亚葡萄酒出口额下降4%至19.4亿澳元；出口量增长1%至6.23亿升。随着全球航运的改善，散装葡萄酒的出货量增长推动了总体出口数量的增长。

其中出口价值排名前五的市场是：

美国（下降3%至3.9亿澳元，占出口总值的20%）

英国（下降18%至3.73亿澳元4，占出口总值的19%）

中国含香港和澳门（下降14%至1.92亿澳元，占出口总值的10%）

加拿大（增长14%，达到1.88亿澳元，占出口总值的10%）

新加坡（下降20%至1.32亿澳元，占出口总值的7%）

值得注意的是，2020年，澳大利亚葡萄酒出口额为28.9亿澳元，中国（含香港和澳门）占出口总值40%，11.5亿澳元。2019年，澳大利亚葡萄酒出口额为29.1亿澳元，中国（含香港和澳门）占出口总值45%，13亿澳元。

从2019年的高峰13亿澳元到2022年的历史新低1.92亿澳元，近85%的跌幅，澳大利亚葡萄酒用三年的时间，在中国市场上走过了前二十年不曾体验过的极速人生。

这样的极速人生，既源于时代的灰尘，如泰山压顶，落在澳大利亚葡萄酒产业链的每一环中，也打开了局面，造就了另一批裹挟着时代的洪流，艰难前行的时势英雄。

产得出，却进不来

2020年7月，中国酒业协会正式向商务部提交关于对原产于澳大利亚进口葡萄酒的反补贴调查申请；8月，商务部正式立案；2021年3月，商务部最终认定：原产于澳大利亚的进口相关葡萄酒存在倾销，并对2升及以下容器的澳大利亚葡萄酒征收116.2%至218.4%的关税，直至2026年3月，持续5年。

从2019年的零关税，到2021年近乎200%的关税，再加上澳大利亚并不便宜的人工，造成了极高的进口成本，然而任何层面都断然无法接受如此高额的涨幅。“每年对华出口超过500个货柜到几乎一夜归零，”中资澳大利亚酒庄天鹅庄（Auswan Creek）董事长李卫曾公开表示。原本随处可见的流通大单品奔富389、奔富407在市场上高额溢价，甚至出现高价也一瓶难求的盛况。

产得出，却进不来的切肤之痛，没有人比产业链上游的厂商感触更深。澳大利亚南方酿造集团负责人张卓南透露，“部分客户2020年到港的澳大利亚葡萄酒至今都没有放出来，有的被销毁了，有的被打回原港了。好在我们提前做出了一些响应，那一段时间我们紧锣密鼓的出口了相当大批量的葡萄酒到国内市场，为我们这两年的库存打了一定的基础。”

“但不是每一款酒都能持续不断地供应，有一些产品不得不断货，为了维持好国内现有客户的关系，有的时候不得不自己内部消化关税费用，去进口一部分产品。”然而由厂商一力承担高额关税，终究不是长久之计。

天鹅庄在智利开发新产品，进口澳大利亚原酒在国内灌装，在宁夏成立自主中国葡萄酒品牌，布局中国白酒；奔富发布了其首款采用宁夏葡萄酿造的中国奔富葡萄酒，同时在法国、美国开发原产地新品。厂商们并没有坐以待毙，而是在积极寻求改变。

“我们也做过一些法国葡萄酒和智利葡萄酒的尝试，但是对于我们现有的这种产品模式来说，我们很难去成为一个什么酒都做的公司。因为我们入市之初，大家看重的就是我们是生产商，我们代表澳大利亚的国家形象，智利酒也好，法国酒也好，实际上我们的客户是不买账的。”张卓南表示。

对于两升以上不受高额关税影响的大瓶装葡萄酒，澳大利亚南方酿造集团也有所涉猎。“我们从2012年其实就已经开始在做三升装的葡萄酒产品，所以说这不算是我们在关税出台以后的一项创新举措。但是总体而言，大瓶装的葡萄酒在中国市场始终只是一个非常小众的市场需求，它只能替代相当小一部分的市场需求，所以说它不是一个长久的解决方案。”

“澳大利亚在二战前实际上是一个加强型葡萄酒的生产大国，加强型葡萄酒势必要用到白兰地这样的烈酒，南澳大利亚恰巧是一个烈酒、尤其是白兰地储备相当丰富的产区，我们很巧妙的运用了澳大利亚本身所具备的这种烈酒资源去进行合理的调配，我们也是很有幸在第一年调配之后，就拿到了澳大利亚唯一的一个白兰地大金奖。”

“现在澳大利亚烈酒差不多占到我们总营业额的30%，剩下20%是日本威士忌。”在张卓南看来，烈酒的受众市场比葡萄酒更大，且澳大利亚烈酒并不受高额关税限制，即便日后澳大利亚葡萄酒能够回归到正轨，也依然会把烈酒作为一个战略产品去推广。

在努力破局的同时，厂商们付出了诸多成本和代价。为进口澳大利亚原酒，天鹅庄需要布局国内罐装生产线，为培养转化烈酒的受众，澳大利亚南方酿造集团在前期需大量投入推广和市场教育方面。

“推进的过程中也会有一些吃力的部分，但是目前看来整体形势向好，我们这个产品还是比较有机会发展的。”采访最后，张卓南信心满满道。

船小好掉头

依赖厂商货源的代理商们，并没有自己的产品线等重资产，若代理的是知名品牌，更是无需过多投入费力打造自己的品牌，正如深耕澳大利亚精品葡萄酒的葡睿酒业CEO洪波涌所说：“相比酒庄和厂商，我没有生产线等重资产，也没有需要打造自己品牌的贴牌产品，好处是我容易掉头。”

葡睿酒业是一家澳大利亚精品葡萄酒代理商，高峰时期代理了35个澳大利亚精品酒庄，2020年以前只做澳大利亚葡萄酒。“目前还有20个酒庄保持代理关系，但是还有现货的只剩四五家了，”洪波涌表示，“一部分存货是单价较贵的葡萄酒，本身动销速度较慢，另一部分是为维系核心客户存留的产品。由于高额的关税和并不顺畅的通关，2020年以后也没有再持续进口澳大利亚葡萄酒了。”

即便目前市面上的澳大利亚葡萄酒有着极强的稀缺性，谈及涨价，洪波涌也并不认同，“我们基本上没调整过价格，市场上调价的也几乎没有，大家不会觉得澳大利亚酒因为进不来了，就能把价格涨上去，没有哪个酒可以到非它不可的程度。当然奔富是个例外，但是它的涨价也并非厂家所为，是经销商的市场行为。”

对于当下的澳大利亚葡萄酒代理商而言，及时止损，掉头重新出发，既是明智之举，也是无奈之举。“我们过往合作客户都是行业内的专业客户，比如侍酒师、讲师、知名品牌机构等，如果没有拳头产品，我很难跟过往的客户再结合起来。我得赶紧找一个新的产区去重新建立起我的绝对优势，既要有很优秀的品质，还要有品牌有故事，卖点要好，也得有外形，有评分。”关税风波之后，洪波涌迅速做出反应，调整策略，主动出击。

“我考察过智利葡萄酒、法国葡萄酒、意大利葡萄酒，甚至以色列葡萄酒，最终锁定了极有潜力的南非葡萄酒作为我的大本营。”在洪波涌看来，南非是新世界中的旧世界，葡萄酒的性价比很高，产量也较高，因为它常年出口欧洲、北美市场，所以南非葡萄酒是国际化的。“我们喜欢这种国际化，因为国际化的酒会有很多个维度去评估它。”

谈及葡睿酒业掉头后的大本营，洪波涌满怀信心，“在南非我能以一款东南澳大利亚大区葡萄酒的价格买到一个一级庄的知名酿酒师亲自酿出来的酒。他能用很贵的工艺，精细化酿造一款很较大产量的酒。这种性价比不可能永远存在，但是它在一定的时间内会存在，我们希望能够让更多的经销商和消费者尽快认知到这个性价比。”

“过去我的思路是要做供应方，巩固自己在澳大利亚产区的领先优势。现在除了南非酒，我也在补充一些其他国家的现货，作为链接进口商和高端餐饮渠道中间的桥梁。如果澳大利亚葡萄酒回来，我相信我依然还是澳大利亚精品酒庄数量最多的代理商，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做好了高端餐饮渠道，也能帮我拿到更多优质精品酒庄的代理。”

在难以预料，且不同寻常的黑天鹅事件面前，“接受”只是第一步，依托自身优势，向产业多维探索，在抓牢基本盘的同时，多条腿走路，也许就能在下一次风险到来之时，走得更加从容。

事不通，则变

产业链的上下游向来都是相互依存，互助互赢，没有上游的原材料，下游也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深耕酒水分销领域的阿标告诉记者，“澳大利亚葡萄酒的客户基础非常好，但是进口商没有货，我也很无奈。”

好在酒水行业下游分销的灵活性更高，春江水暖鸭先知，他们能根据消费者的需求，迅速调整方向。智利葡萄酒因与澳大利亚葡萄酒相近的口感，以及较高的性价比，成为了接替澳大利亚葡萄酒，填补市场空缺的不二选择。阿标算是入局智利葡萄酒较早的经销商，如今越做越大，在智利非标酒领域风生水起，早已从分销做到了自己进口货柜。

极度依赖进出口贸易的进口葡萄酒产业，在关税政策面前可谓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然事不通，则变，变则通，通则久。

与此同时，让人欣慰的是，近来中澳贸易关系出现了回暖。2月9日，我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束珏婷在当日召开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就对于中方是否会取消澳大利亚葡萄酒的反倾销税进行表态，称“中方愿就双边贸易中各自关心的一些技术问题进行沟通，寻找互利共赢的解决方案”。

2月下旬，澳大利亚富邑葡萄酒集团奔富董事总经理、大中华区销售总经理一行到访中国酒业协会。3月14日澳大利亚驻华大使傅关汉就澳方参与今年博鳌论坛与博鳌亚洲论坛秘书长李保东进行了会面。

葡睿酒业CEO洪波涌对此表示：“两国贸易关系肯定是在向好，我们也能看到部分贸易也在逐步的正常化，但葡萄酒的反倾销关税毕竟是有文件规定，相比其他受限产品，葡萄酒的解禁可能会更慢一些。但是我们很欣慰地看到中澳双方各界正在推进这件事情，或许在不久的将来就能迎来澳大利亚葡萄酒的回归。”

许是物极必反，或将否极泰来 ？未来政策的走向我们不得而知，但无论澳大利亚葡萄酒是否能在近期回归，这条产业链条上的葡萄酒人早已在践行着变通。无论下一个高峰是否仍是澳大利亚葡萄酒，相信葡萄酒人都会继续前行，欣然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