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难再找到一个国家能像中国，人们对它的经济表现会有近乎截然相反的评价。即便它的经济发展被一些经济学家作为成功的典范而倍加夸赞，另外一些人对它的批评和怀疑却从来没有改变。西方学术界（包括它的媒体）对它的叙事大多数时候都是沿着两个相反的方向进行的，尽管有些时候也会倒向其中的一边。

直到20年前，多数学者还在为试图理解中国经济的成功而纷纷构造理论，而这些年来不少人的看法已经改变，认为中国已有的经济成功不过是技术模仿的结果。世界范围内的贸易活动和来自发达国家的直接投资对中国的重要性毋庸置疑，特别是在上世纪90年代到本世纪头十年，但尊重这一事实依然无法反驳以下事实，即模仿本身就是成功的重要标志。世界上大多数低收入国家没有能够靠模仿而成功。批评中国至今尚未拥有少数关键技术，甚至多数技术是用市场规模的诱惑换来的，被认为有吹毛求疵之虞。难道商业的成功不正是技术成功的最好见证吗？

中国无疑在经济发展中成功使用了大多数来自西方的原创技术，但单单这一点无法让我们弄清楚中国为什么能够在现有的技术上实现快速的升级和迭代。中国在5G、新能源、锂电池和EV、人工智能、AI等商业领域无疑站到了世界的前列，这是不争的事实。正确的问题应该是——正如萨默斯曾经说的那样，一个人均收入只有美国四分之一的国家如何能做到拥有数量如此众多的世界领先的科技公司？

去年金刻羽出版了自己的新书《New China Playbook: Beyond Socialism and Capitalism》（中国的新玩法：超越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在这位来自伦敦政治经济学院（LSE）的年轻华人经济学家看来，西方世界对中国的误解实在太深了，由于理解中国的方式过于政治化以至于几乎无法认识到中国其实是个真正有创新的了不起的国家。说来也巧，也在去年，麻省理工学院（MIT）的华裔经济学家黄亚生出版了新著《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EAST》（“东方”的兴衰）。他基于中国国家历史的观察得出结论说，除非能突破现有的国家模式，否则中国历史上的兴衰现象可能重演。他的理由简单地说就是，难以克服的国家传统不可能允许创新活动不受控制。总体上他对中国的批评相当尖锐。在他看来，中国在经济上的成功不过是因为改头换面地使用了西方发明的技术。

中国能同时为两个截然相反的观点提供证据，这确实不同寻常。一方面，在一些重要的和基础的领域，中国依然保留着大型国有企业，国家实施的产业政策范围广泛，这成为那些指责中国经济低效率、资本错配和金融扭曲问题的经济学家信手拈来的证据；而另一方面，那些观察到中国经济的韧性与超强竞争力的经济学家，则把私人企业部门的创新活力置于政治精英的商业模式之下。正如瑞士提供的全球精英质量指数（EQx）数据集所反映的那样，中国在过去几十年成功地管制了政府的寻租行为，同时留下了巨大的私人经济活动的空间。该指数连续多年显示，以商业价值创造来衡量的中国政治精英体系的质量远高于具有相同人均GDP的国家，并与许多欧盟先进国家相当，而这些国家的人均GDP是中国的三倍。多数时候，很多分析人士对来自上层政府产业政策和战略规划的文本持批评态度，但也不乏研究者指出，那些文本的格式也许过于老套，极有可能掩盖地方政府的自主性与政策创新空间，而民间企业往往更受益于这一创新空间。

的确，在批评者的眼中，中国体制的“问题”太显而易见：强大的政府官僚体系，在基础行业占据主导地位的国有企业，不够发达的金融，难以整合的市场等等，而且宏观经济上的结构不平衡长期存在，这些势必制约经济的增长，而另一方面，这些年中国在数字经济和诸多复杂技术产品制造领域却又保持了强劲的国际竞争力和快速迭代的势头，推动着经济增长。从正统经济学的眼光来看，这两者不会同时存在。

但是中国的很多现象又并非如表面那般简单。中国太大了，加上它悠长的历史和儒家文化传统，它的国家体制的确相当复杂，具有很强的惯性。可以说，它既集中又分散，既僵化又富有弹性，既刻板又可改革，既有控制，又有自主和创新。中国的政府拥有强大的动员、组织和协调能力，但不可否认过去几十年大多数经济活动和技术创新又主要是由市场主导其方向的。这就是“中国之谜”。所以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不可能完全在脱离国家体制的前提下说清楚。

比如说到中国制造业的竞争力，最容易引起争议的地方就是，它到底是产业政策扶持的结果还是市场竞争的结果？这个问题一直存在。最近海内外人士又在中国国产电动车的出口竞争力问题上意见发生了分歧。这些年，中国在新能源车和锂电池等领域的迅速崛起，竞争力领先日本和欧洲，成为全球最引人注目的现象。批评者认为这正是中国长期实施补贴政策的结果，而辩护者则认为国内市场充分竞争的环境才是中国在“新三件”领域获得成功的关键。

问题是，补贴与竞争在中国几乎是同时发生的。要理解这一点，需要经济学家更多地去研究中国的政府体制和经济高度分割化的特征。少数技术成功的企业要能够推动一个新兴产业的崛起，必须克服巨大的投入门槛。在大多数西方国家，这需要获得来自发达的金融与资本市场的配合与支持。即便这样，企业仍然需要足够的时间才能实现有效的规模和竞争力。由于固定成本巨大，最初阶段的补贴在任何国家都是合理的，区别在于，在中国，愿意为发展新兴产业提供补贴和设立投资引导基金的地方政府数量众多，从而巨大的固定成本被迅速分摊，加速了企业进入这一领域的速度。

因此，在中国的政治经济体制下，一旦新兴行业被鼓励，相对欧美模式，一定会有更多的企业进入和更大的产能形成。这些产能被分割在各地，相互独立，市场高度竞争。坦率地说，中国很难形成类似美国那样少数巨头企业垄断市场份额的现象。受益于完备的产业分工生态体系，中国企业从网络外部性和规模经济中获得了竞争力的来源。你可以说这得益于中国经济固有的行政分割结构。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经济分割化又常作为中国经济的软肋而饱受经济学家的批评。

看来，在对待这些问题上，超越已有固定的分析范式是非常必要的，不然难以跟国家的历史与文化更贴近。事实上，中国文化中的相当一部分是强调自下而上的重要性的，这受到了诸如“无为而治”之类自由放任思想的影响。过分关注政治体制的严谨性，有可能只看得到顶层的政策设计，而掩盖了更宏大的分散而又竞争的自主格局。从古至今，中国的国家体制底层的自我管理要素始终存在。从高科技电动车到天猫、TikTok和Shein，我们可以想象出一个令人惊叹的、充满活力的生态系统。国家能力（以自上而下、深思熟虑的政策为表征），必须同微观个体的主观能动性相平衡，而后者表现为自下而上的和看上去分散而无序的样态。

某种意义上，政府的产业规划和政策与市场上的创业精神可能是两个共存的对立面，但对学者而言，只有对控制和自主如何在一个国家体制下做到协同做恰如其分的分析，我们才能对当下经济中存在的任何亮点、弱点和所需要深化的经济改革的方向做更好的检视，尤其是要让改革议程可以落地见效，这样的分析方式和视野更是必要的。当然，我们做的还远远不够，但至少有一点是可以看到的，改革开放的这几十年来，中国经济一直就是在这种类似于双螺旋的结构中实现进步的，尽管也有磕磕绊绊。回到本文的主题，这或许是它可以同时为截然相反的观点提供证据的根本原因所在。

（作者张军系经济学资深教授、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院长、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本专栏关注宏观经济政策和经济改革问题，由上海市高校智库——复旦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供稿，将在澎湃新闻陆续刊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