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小编来为大家带来的是人口负增长 好事or坏事，95后们怎么看这一问题？让我们一起往下看看吧！
查理·芒格有句名言：“宏观是我们必须接受的,微观才是我们可以作为的。” 经济发展遵循这一逻辑，现实生活同样呈现这种特征。

于社会宏观视角嗅到的危机和未来，放在微观视角所看、所思或许是另一种情形。

真谓“活久见”，前十年还常看到扒房、拆屋的新闻。近两年，计划生育转向放开二胎、三胎，连续两届“央视春晚”在语言类节目中开始鼓励生育，中国人口负增长问题获得了社会上上下下各阶层的集体关注。5月26日，携程集团董事会主席、人口经济学家梁建章的新书《人口战略——人口如何影响经济与创新》正式发布，用详细的研究和数据去证实人口对创新和综合国力的重要性，并再次呼吁中国须出台有力度的鼓励生育政策。

从生物学上说，人类的最佳生育年龄是25-35岁，人口负增长这个问题上，95后及以后的年轻人将是被社会鼓励“多生”的主要人群。

作为个体的他/她们如何看待人口问题？他/她们未来会选择二胎甚至三胎吗？为了获得这些答案，主编采访了6位95后年轻人。

三胎不敢想

5月26日，梁建章在《人口战略》新书发布会一番言论上了微博热搜。他认为，中国的总人口小于印度是标志，但也是预料之中的。因为印度每年新出生的人口远远超过中国，且已经很长时间了，“未来印度的人口可能是中国的3-4倍，这几乎是肯定的。”

根据印度公布的数据显示，2022年印度新生儿数量为2000万，比中国去年的956万2倍还要多。梁建章还预测，到二零五几年的时候，中国新出生人口会少于美国。

人口变少似乎并没有什么可怕，可与之而来的综合国力下滑可能性则引起公众警示。人口少与创新下降有什么关联？梁建章认为，人口数量下降肯定也会影响质量，因为1000个人挑出来的天才肯定比100个人挑出来的天才更好。

对于这个结论，大多数95后表示认同。97年已婚的Lucky（女）表示“我是比较认可这一观点的，虽然说数量不能决定质量，但基数大，高质量人口的可能性才能更大，基数的减少，会让高质量人口的机会更加渺茫。”

95年已婚的理理（女）也认为“在其它条件一致的情况下，认同这种观点，人类基因的组合方式很多，尊重基因的奥妙。”

“概率学自然是普遍真理。”96年未婚小潘（男）持相似观点，不过他觉得影响人才问题还有其他因素存在，“也会因为教育环境、背景、家庭影响、自我状态而产生不同结果，不该将天才仅归罪于生育。”

95后未婚的小王（女）有着不同的看法“人口数量下降并不意味着优秀人才的数量会减少。相反，优秀人才的比例可能会更高，因为在人口数量下降的情况下，更多的资源和关注可以投入到每个人身上，更容易发现和培养优秀人才。”

“此外，随着社会的发展和进步，人才的培养和选拔方式也在不断改进，人口数量下降并不一定会对人才质量产生太大的影响。因此，我认为，人口数量下降和人才质量之间的关系不是单纯的因果关系，需要考虑到众多的社会、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因素。”

如果说，梁建章为代表的人口经济学家和社会知名人士更关注人口与创新、国力的关系。95后们更关心他们的下一代人生存环境好坏。

小潘表示“（人口变少）我认为会更好，目前经济环境和生存环境过于紧张，主要还是因为人口过盛导致的结果，在经过一个短暂的收口期之后，会回到一个相对基准的平衡点。”

97年未婚的小李（男）观点更直接“（人口变少后）生存环境太好了。”

相比之下，Lucky、理理则都承认“短期变好”，可担忧长期影响会糟糕，持续的低生育会让下一代人背负巨大压力，“长期来看养老压力会成为（未来孩子）重担。”

生育观念上，已是二胎妈妈96年的小烨表示，“现在生活压力太大，开销大，针对孩子上学问题必须有房产，房贷问题压得喘不过气。”在北京工作的她坦诚地说“二胎已经很费劲了，三胎想都不敢想，养不起。”

除她之外，95后大多表示接受婚姻生活，很多规划在30岁左右结婚。小烨已是二胎妈妈，已婚的理理也表示会考虑“要一或两个小孩”。其他95后都认为一胎就够了，主要是考虑养育下一代压力因素。

客观地说，正如梁建章所言“教育成本、房价、生育福利缺失”三大问题，是当下中国生育率持续下降，95后普遍持“一胎”就够了的主要原因。

比较令人悲观的是，许多95后生子的原因中，“养老”也一直是关键因素。在全社会开始追捧人工智能、数字化转型的大背景下，年轻一代人意识中仍认为生育是解决年老后生存问题最好的做法，不得不说是一个时代的悲哀。

主编认为，长久以来，社会保障制度系统性的缺失，已带给社会各年龄层群体一种隐性的“恐惧”。

不算公平

从世界各国地区发展历史中，也能总结一个基本规律，保证一定基数的人口规模，是维持国力的一个重要保障或依托。

一战、二战后快速崛起的国家中，美国、中国、印度等国家，无不以庞大的人口规模作为一个重要的基本条件。

《人口战略》一书中，就有占比很足的篇章，探讨如何通过“鼓励政策”来提升年轻一代人的生育兴趣。书中提出包括财税补贴、现金补贴、税务减免、购房补贴、福利托儿所等措施，这些措施其实在欧洲许多国家已经推行，甚至韩国、日本等亚洲国家也开始尝试和推动。

《人口战略》的第五篇、第18章中，有“中国家庭财税补贴建议”内容。建议至少用GDP的2%~5%来鼓励生育。

以现金补贴（例如每个孩子月补贴1000元）；还有二孩家庭社保减半，三孩家庭社保全免；购房补贴，二孩家庭房贷利息减半，三孩全免等。

“发钱”是最简单直观的措施，主编视角来看，人天性其实是喜爱繁衍的，生育成本下降必然会带动一定的生育率上升。

理理认为“从个人角度来说，会增加同龄人的生育兴趣。对于非一线城市居民来说，现金补贴比较具备吸引力；对于一线城市人群来说，家庭社保减免以及房贷利息减免更有吸引力。”

“在中国人的传统观念中，对于生育的态度还是比较积极的，当下年轻人选择不生育，更多是因为找不到合适的婚恋对象、996工作时间占比过高，以及来自高房价和教育内卷的压力。如果能够一定程度上帮年轻人缓解经济压力以及房贷压力，相信会吸引一部分群体选择生育。”

小王则表示“作为一名95后，我认为鼓励生育的政策是有必要的，但是成本应该由整个社会分摊，而不应该主要由就业中的年轻人承担。”

经济的发展带来观念的开放，从这次访谈中也发现，大多数年轻人持一胎就可以的想法。现实压力下，他们很难再考虑二胎，甚至三胎的问题。在他们之外，还有很多年轻人喜欢个人生活，并没有明确的婚姻甚至生育的计划。以多生多奖励的政策来推动年轻人生育兴趣，对于喜欢一胎，甚至选择丁克的年轻人而言公平吗？

小王认为“从个人角度来看，这种对二胎、三胎家庭倾斜的补贴策略似乎对丁克家庭或一胎家庭不太公平。”

小潘表示“我认为不算公平，但可以理解。目前老龄化严重，国家促进生育可以理解，但是使用集体GDP,作用于部分群体，必然会遭到未受惠部分人群的反对声音。”

当然，也有表示同意的95后，已经是二胎妈妈的小烨觉得“公平，这是个人选择问题，丁克家庭不用为孩子操心，以后老了国家也有补贴。”

而考虑二胎的理理持同样观点，“公平。多胎家庭为整个社会提供了更多的年轻劳动力，更多的创新可能性，如果没有年轻人，整个社会（包括经济、科技、文化等方面）可能都会失去活力。从最实际的角度出发，多胎家庭的孩子成年后只要参与工作，就能为整个社会贡献了更多的社保收入，保证基础养老保险、基本医疗保险等体系能够持续运转，对整个社会创造了更大的经济价值。”

欧洲多国已开始“发钱”鼓励生育

对于中国而言，人口负增长虽带来隐患，比较利好的一面是，欧洲、韩国、日本相比中国更早出现人口问题。它们更早的开始尝试推出各种策略，来提升年轻人生育的热情，意味着中国有大量的他国“实践案例”来参考。

相比于计划生育要靠罚款这样略显“粗暴”的手段来解决问题，解决“不想生”这一难题，奖励措施几乎是唯一办法。

作为社会的成员，每个人都关心有利自己的政策是没错的，宏观视角与微观视角历来不会完全统一。

无论哪种奖励措施，凡是用国民税收推行的政策，费用都来源于社会中每一个组成成员。从小范围的沟通中可以感触到，即使是激励生育，也应该逐步的去施行。如果采取过于激进或优厚的鼓励生育策略，会激起其他成员的反感。

以日本作为参考的话，老龄化社会会导致很多老年人60、70岁还要出来工作。主编是一名80后，对于我来说，年老的时候还要出来工作并不可怕，可怕的是老了以后想找工作都没有才更惨。

此时此刻，主编突然感觉人工智能、数字化转型的积极意义，物质才是人生存的基本保障。

技术发展带动生产力提升或许与人口增长一样具备积极意义，在号召年轻人积极生育的同时，也希望未来几十年科技能够持续向前。一个社会就像一口锅，食物太少，怎么分配都有人利益受损，如果物质足够丰富，国家可容纳更多的人口，这种情况下人多一定比人少更好。

更关心这些事

巴西、墨西哥、印度尼西亚等国家，虽然科技实力一般，可凭借世界排名前十的人口规模，世界经济总量也位列在前二十的位置。这说明一个问题，必须要有一定基数的人口规模，才能支撑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使其保持较高的水平。

而英国、法国、德国等人口小国，凭借科技创新的实力进入世界经济总量前十。又证实一个事实，单纯的人口一个因素尚不足以构成一个超级大国，人才、创新和科技等同样是一个国家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2022年世界经济总量排名前20

对于人口奖励策略，《人口战略》新书发布会上，嘉宾中国人口专家陈剑提出了自己的思考，他觉得，相关生育政策支持，形成政策的力度，影响有限的。他的长期观点就是，我们要建立一个常态的现代国家，包括制度的文明、包括社会的保障、包括收入分配的公平等等，这些都是影响生育政策的一些重要内容。

小王、小潘都同意陈剑的观点，小王认为“陈剑老师的观点是非常中肯的。虽然生育政策的支持对于人口政策来说是必要的，但是单靠政策的力度是有限的。在建立一个常态的现代国家过程中，需要考虑到制度的文明、社会的保障、收入分配的公平等多个方面，这些都是影响生育政策的重要内容。”

“我非常认同陈老师的观点，任何对人民造成的影响，一定是需要一套与之相配套的生态系统的，如果只改变单一象限，不改变其他因素，那么最终只会导致与终极目标的偏离。”小潘表示。

主编则和理理的观点相似，建立常态的现代国家是个非常长期和缓慢的事。中国独特的历史决定了当下文明进程的特殊性，先物质改革后观念改革的阶梯前进，似乎是必然的事。

理理认为“补贴刺激更加直接，能够影响当下的适婚适育群体。制度完善、社会保障提升以及收入分配相对理想化，需要长期的经济投入以及改革，能够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但远水不解近渴，两种观点都值得被认可和尊重。”

80年代出生、90年代成长的主编，从小接受的是，人口爆炸具备危害的教育，面对人口负增长的出现，危机感并没有特别强（甚至有如释重负之感）。

相比大多数80后开始思考养老问题，主编则是“随缘居士”，当下生活质量才是最关键的问题，未来存在太多不确定性，无需过多的去考虑。

就人口这个问题，我觉得应该有一个科学的调查和研究，先确定中国人口规模应该保持在什么水准上最合适。应以全球人口未来百年走向为参考指数，结合中国综合资源、粮食产量和工业生产能力等多维度信息，估算一个比较“完美”的人口区间，然后去倒推当下的人口策略，才更科学、更理性。

从这次访谈中能发现，大多95后还是持一胎的观点，二胎或会考虑，几乎没人选择三胎。从生育规律来说，这确实隐藏着的隐患，独生子女假如过于普遍，人口下降将是长期趋势。

好在，即使每年1000万上下的出生率，本世纪中国人口仍能维持在7~8亿的规模（以中国平均寿命75.4岁计算）。

毋庸置疑，对人口问题社会各界的共识已经产生。中国应该保持多少人口最好？年出生人口一千万是不是已经触底？国家该不该“发钱”去引导年轻人多生？

这些似乎已是全社会都该去思考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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