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健全数字规则，提升数据要素的市场化配置效率，以工信部为代表的监管机构开始推行全行业的数据互联互通机制。在2020年下半年，工信部开始启动互联网专项整治行动，主要解决互联网平台垄断问题，防止资本无序扩张，进而影响到数据资源的市场整合规模和效率。这一系列举措意味着我国网络空间治理步入新阶段，数据互联互通成为未来数字经济发展的核心机制。在数字经济改革创新的过程中，北京市人民政府及其职能部门结合北京市自身的国家科技创新中心城市定位，深化数据互联互通的政策落实和技术创新，打破数据孤岛等产业困局。

实现全行业的数据互联互通意义深远。在信息技术创新解放数据资源商业价值的过程中，数据互联互通能够有效打破数据孤岛导致的数据流动和利用效率低下的现实问题，同时也能够解决大型互联网平台限制数据充分自由流动的垄断问题。在国内层面，数据互联互通代表着产业发展的融合协同，赋能数字经济转型升级；在国际层面，数据互联互通也是我国融入全球数字经济贸易活动的现实基础和制度优势，数据资源的合理利用能够支撑我国企业在国际市场中先发制人，发挥国际数字经济贸易规则的话语权。

不过，数据互联互通的实现在客观上依然存在诸多困难，除了数据污染、数据泄露等数据安全问题之外，互联互通的实践方式、联通效率、协同监管等同样属于现阶段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我国目前的数据互联互通政策虽然在部分行业实现了数据融合共享，但与真正的互联互通仍有一段距离，具体表现为：

第一，超级平台的歧视性开放措施依然持续存在，市场割裂问题并未解决。大型网络平台在采取“限缩解除屏蔽的范围”、“增加用户访问外链步骤、难度”等措施时，往往会根据其他主体的市场份额、技术水平等进行差异化、歧视化对待，使得互联互通成为企业限制竞争对手的合法事由。第二，当下互联互通政策以开放链接为主，彼此数据仍不相互流通。平台之间的数据开放、数据可交互层面涉及较少，超级平台在早期获得数据资源优势之后，并没有推动行业数据资源的开放，反而限制已有数据的自由流动，间接提高中小微企业进入市场的门槛；同时，部分企业为了实现“弯道超车”，恶意抓取企业数据，又使得大部分企业对数据互联互通的经济价值产生质疑和担忧。第三，互联互通政策仍属于行政指导，缺乏专门立法确认行业规则。此前的互联互通政策推动中，所采用的手段大多是直接的行政指导，其规定过于直接和硬性，反而难以达到其所预期的成果，留下了监管空白与套利的空间，这也导致当前仍有大量深入落实空间。

短期内实现真正意义上的互联互通绝非易事，这不仅涉及如何协调不同规模企业之间原有的数据资源竞争优势分配与协调，同时还在考验监管机构能否创新监管措施，解决数据互联互通过程中可能产生的一系列安全问题。因此，需要明确的是，监管机构应当将数据互联互通视为数字经济发展的基本方向和数据贸易规则的基本原则，按照分步骤、分阶段、分行业的思路逐步推进数据互联互通的基础设备和配套制度的落实进度。

首先，创新监管科技和监管措施，实现专项执法与行政指导的多元共治。在提高数字市场的整体互联互通水平的过程中，应当采取事先监管和事后执法相结合的方式，以反垄断监管和行业监管综合规制。数据互联互通虽具有政策属性，但同时也是企业战略发展的目标之一，提升企业自主积极性显然也是多元共治、协调治理的重要环节。

其次，明确不同规模平台的特殊义务，结合数据分类分级保护制度，细化数据互联互通制度的基本规则和行业规则。在数据互联互通过程中，如何打破超级平台对数字资源的垄断式控制成为破局关键，监管机构需要进一步明确超级平台在反垄断、反不正当竞争层面的特殊义务，明确超级平台、大型平台、中小型平台的规模划分标准，以便明确不同规模、不同行业在数据互联互通过程中的数据安全保障义务，实现安全且高效的互联互通。

最后，推进数据产权、数据交易等关键性制度供给力度，充分利用北京市科技创新中心区位优势，以技术促融合，以制度保安全，在实现数据互联互通的过程中协调各方利益诉求。现阶段，数据互联互通面临的最大障碍是市场主体担心既有的合法商业利益和数据竞争优势丧失。需要明确的是，数据互联互通不是强制性信息共享，需要在遵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规律的基础上，解决数据产权、数据交易的基础制度问题。只有确认和保障各方市场主体所享有的数据权益，才能更有效地发挥互联互通对数字经济转型升级的催化作用。

伴随着新一轮营商环境优化，数据互联互通改变的不仅是数据流动、共享的商业模式，同时改变的还包括产业链和供应链，进而提升数字经济的产业生态和数据安全的监管体系。在实现互联互通的过程中，应当充分整合政府、企业、行业组织以及社会公众的治理主体作用，促成安全、持续、协调的互联互通发展新格局。